多面人苗志敏“同志”（正文，2）
张北川
二、我的经历
临床医学经历使我保持着写工作日志的习惯，记录了所见所闻所知的种种，包括和苗志敏等的交往。这里是“缩略版”。
这是我个人直接看到和了解的苗志敏的嘴脸。
像许多一线医生一样，我有个很简单的认识：用自己的思考和掌握的科学技术为更多人减轻或消除痛苦，是医者之福；为了追寻这种幸福，医生应该拒绝对世俗利益的追逐；使更多人得到些温暖的人生之旅，是充满荣光的道路，而历经磨砺，是让思想得以攀升的阶梯，其报偿是不可用私利之尺衡量的。我还认为，身为学人，应当有点思想，一些气节，几分肝胆和定力，一些担当和坚韧。正是这些认识，使我多年中遭遇阻力时，没有过半分动摇；相反，压迫成为特殊的激励，强化了我对事业的历史使命感。
我和苗志敏相识于1980年代。那时苗的居所和附院皮肤科秦士德教授（见我的博文《秦士德教授》）居所很近，他有时去秦教授处聊天，而我因事请教秦时遇上他会一起聊几句。1990年前后，秦“落难”时我见到苗，讲了我的不平。苗却不一样，露出一张“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
1994年，时任附院院长的高绪孟教授（1981—1984年任附院副院长，1985年任院长，1997年春退休）及医学院科研处长等和我一同赴京参加了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教授主办的“艾滋病和同性恋研讨会”（我国有关学界数位先行者、开拓者与会）。之后，高院长从多方位大力持续支持我的工作。高退休后短期任附院院长的谷仁凯教授根据卫生部有关艾滋防治的指示，同样支持了我的工作。1997年，因为已经能够听到艾滋在中国大地上行走的沉重足音，我决定把工作方向转为艾滋防治，当时我预见到必然将面对形形色色阻力。但我想，难道这不正是需要有志趣的学人振衣而起的时刻吗？若是隔岸观火，甚至对不起自己读过的那些书。
1998年我转入主要做艾滋工作（艾滋是我国“法定”性病之一）。由于面对社会文化等的巨大挑战，我接受新华社金卫星记者采访时介绍了自己的科研结果并呼吁支持，新华社内参作了报道。对此苗志敏是知道的。但1999年苗羽翼丰满后即把我所在的附院性健康中心极端边缘化，办公用房被强行安排在附院外条件非常恶劣的环境里，我和助手的多种正当权利被剥夺。（我的同事李秀芳教授等迄今仍在这样的用房工作）
为了工作，我曾力图与苗志敏沟通，苗则一次次用谎言相对。我记录过如何带着国务院关于艾滋防治的文件等与苗交流和多次上当的经历。必须讲，较长一段时间里我是相信苗的，因为他毕竟曾是专业人员。我一度认为，我在学术观点中强调应当宽容，每个人都有无知之时，苗对我的专业严重无知，所以对苗应当宽容。但后来的现实使我无法相信他了。
2000年初，《人民日报》唐旻威记者根据我在第131届香山科学会议的发言和我的科研结果等写了nei参。之后我把个人呼yu连同有关的内参文章寄山东省。不久医学院负责人向我讲，省负责人对我的呼yu有批示，估计我面临的问题很快能解决。同期附院皮肤科几位医生私下告诉我，他们听苗志敏讲他一贯支持我，还拨款40多万元支持我。结果是苗依然如故，这开始让我质疑他的个人品质。（苗说到的拨款实际上是高绪孟任院长期间的作为）
2000年11月我在北京办会，把遭遇反映给有影响力人士（包括多位国内学界带头人、官员、权威媒体的记者），20多位人士为我的hu吁书联合署名。之后我把呼yu书寄省卫生厅，不久接到电话，讲分管厅长有批示云云。结果，苗志敏又是骗。
到过我的办公室的艾滋防治界人士较多。我向附院官方做了汇报，苗志敏的手下拒绝接待。在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和医学院负责人干预后，附院才举办颁奖会。马丁·哥顿先生，该基金会首席中国顾问、中科院院士曾毅教授（时任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和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基金会会长），代表时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戴志澄教授参加颁奖会的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教授，山东省医学会皮肤性病科分会主任委员、山东省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所所长赵天恩教授，《健康报》记者郑灵巧女士等一行，赴青岛后先到了我的工作室。他们看到了苗的嘴脸。马丁先生、曾毅院士、董永坤秘书长、赵天恩教授等在颁奖会正式发言中，分别申明了对我的大力支持。（董永坤教授后来曾向《南方周末》直接讲到苗的“不可理喻”）
到过我的办公室的艾滋防治界人士较多。其中在2001年初，马丁基金会通知我，将赴青向我颁发马丁奖。我向附院官方做了汇报，苗志敏的手下拒绝接待马丁一行。在卫生部疾控局有关负责人和医学院负责人干预后，附院才举办颁奖会。马丁先生（他后来获我国政府“友谊奖”），该基金会首席中国顾问、中科院院士曾毅教授（时任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和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基金会会长），代表时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戴志澄教授参加颁奖会的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教授，山东省医学会皮肤性病科分会主任委员、山东省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所所长赵天恩教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代表Fox博士、《健康报》记者郑灵巧女士等一行，赴青岛后先到了我的工作室。他们看到了苗的嘴脸。马丁先生、曾毅院士、董永坤秘书长、赵天恩教授和Fox先生等在颁奖会正式发言中，分别申明了对我的大力支持。（董永坤教授后来曾向《南方周末》直接讲到苗的“不可理喻”）访问过我的团组还有根据中美两国政府协议，由山东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率领的中美疾控专家考察团（附院官方曾阻拦他们到我的工作室，但未能如愿）等。
由于工作忙碌，2002年我才把多位人士的hu吁书寄媒体。多家媒体报道过我的工作。一些媒体人士到青岛后似是未与附院官方联系就发出了报道。其中有主流媒体和行业媒体，如《中国青年报》蔡平记者（她的报纸发出报道《最有勇气的人》，2002年），《健康报》孟小捷记者（她的报纸发出报道《张北川：我的勇气来自科学》，2003年）。一些人士未到过青岛，根据综合信息做过报道，如《科学时报》易蓉蓉记者（她的报纸发出报道《张北川：那一点坚持科学的勇气》，2006年）,《医药经济报》刘景峰记者（他的报纸发出报道《张北川：战斗在抗艾一线的中国公民》，2007年），《中国新闻周刊》蔡如鹏记者（他的杂志发出报道《张北川：被边缘化的坚持者》，2009年），等等。此外，2006年出版的《新闻调查》（CCTV新闻调查栏目编著）和《冰点故事》（《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前主编李大同著）中，分别有文字讲了我遭遇的“不公平”和苗志敏的“可耻”。
先后有五位记者和附院官方打过交道。其中中新社《华声视点》杂志胡赳赳记者经预约到了附院，结果是附院官方把他骗去严厉盘诘，却无人接受采访（他的杂志刊出了对我的第一篇报道《青岛张北川：穿越悲凉的艾滋干预之光》，2002年）。有的记者见到了附院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如《天津日报》集团《每日新报》曹文雨记者去了附院，代表官方接受采访的两人肆意向我泼污水，曹又到皮肤科找到几位医生私下访谈，发现官方那两人说谎。（她的报纸刊出报道《一个被“干预”的艾滋病干预者》，2002年）
较特殊的是三位记者。一位是《南方周末》翟明磊记者。翟记者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见到苗志敏，是采访中见到苗的惟一媒体人。苗否认我曾向他出示国务院等关于艾滋防治的文件。苗讲，艾滋防治工作有如“绿化”，附院没责任。他大放厥词，说“同性恋、妓女进入医院影响不好”，并攻击我是“精神障碍”、“政ke”。翟对苗的话悄悄录了音，并独自采访了与我共事过的几位医生，得出完全相反的评价。（他的报纸先后刊出报道《艾滋病研究者：一个被偏见连累的斗士》和《张北川：他仍在小屋中奋斗》，2002年）文中记述对苗的采访一节，他用了标题“谎言与偏见”，另有小节题目是“公愤和呼吁”等。翟的报道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多家国内外纸媒转载或摘登，并被全文纳入报告文学集《布衣人生》（朱明德编，北京出版社，2004年）。
（就苗志敏对我的诬蔑，我当年征询过北京一位法学家的意见，对方认为苗肯定侵犯了我的名誉权。但我知道世间有人头畜鸣之事。西哲言：赶驴子的人总是被驴子憎恨的；要是毛驴踢了你一脚，你能跟它打官司吗？而且我忙于抗艾事业，所以没有与苗较真）
2003年新华社吕福明记者到青岛采访了我。他严谨地对情况一一落实，包括采访支持我工作的青岛市卫生局。吕向附院提出采访苗志敏，苗称“有事”不能见。负责接待者的口径变了，讲附院“积极支持”我，“下一步将考虑”为我安排工作用房。吕委托接待者转告苗回话，苗未回话。吕于是公开发表了报道。他另外写了文章，部分发表于新华社总社内参，三篇发表于《山东内参》。后三篇内参，一篇名为《对同性恋人群的研究亟待加强》。该文三小节，其中两小节的标题分别是“（对）同性恋干预工作障碍重重”，“同性恋问题研究缺乏国内支持”。在一个小节，吕写到我在附院“得不到任何支持”，指出我“糟糕的处境已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2007年7月我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奖。颁奖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博士答记者问时，直接讲到我在基层的际遇。不久，《人民日报》驻青岛记者站站长宋学春记者根据总社通知，由附院官方派员陪同，到了我的工作室。其后《人民日报》刊出报道《再难也不会趴下：记联合国“防治艾滋病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出报当日，宋给我电话讲，他会通知附院宣传科，把报纸送给苗志敏读。
到过我的工作室，看见苗志敏真面孔的人士还有许多，如CCTV新闻调查栏目组人士不同年份到过我的工作室拍片（该栏目负责人张洁先生一年里两次访问过我处，主要是他促成了CCTV制作和播出广有影响的节目《以生命的名义》）等等。在我的工作室，瑞典人士回顾过1930年代纳粹铁蹄震动欧洲时的学界情景，美国人士则讲述了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猖獗于美国时的学界情景。
此外，因我受到牵累的，不仅有附院性健康中心的同仁，还有附院里同我交往的皮肤性病科专家。苗志敏的“家仆”监视着同我往来的专家。一位相当勤奋且有作为的教授只是因为和我有学术合作关系，就被苗“点名”并受到伤害，最终不得不离开附院。2011年，他向我讲了苗伤害他的具体事实。而一段时间以来，帮助我工作的人士讲，青岛有人多次恶意攻击并试图侵入我的电子邮箱。应当讲，与附院一些人士相比，我属于“待遇较好”的一个，没有受到苗手下恶势力的大伤害。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苗用尽了他能做到的从物质条件上伤害我的手段，只是由于北京多界别和国际社会对我的支持力度大，我的承受能力也比较好，所以虽说我不止一次有机会离开附院，可没有离开。我觉得在恶劣的环境中挑战那些恶劣的东西，是有价值的。
约十年间，在遇到正面评说、严厉抨击还是不同声音之时，苗志敏曾多次调整说辞。例如他说过，附院每年有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科研，可以从这笔经费里拨款支持我；但他又在相近时间讲，艾滋防治应当由医学院社会科学部门而不是由医生开展。苗的谎言多次有变化。现今回头看，苗对媒体公开的声音和内参意见并不介意。他信口雌黄，是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心底的那些肮脏是不能直接说出的。苗始终未能说出他反对艾滋防治的真正动机，那种见不得光的丑陋和龌龊。还应当讲，虽说苗很“精明”，可他不明白一个普通常识：“弄潮儿向涛头立”是很写意的景致，总有些热血男儿敢于劈风斩浪而行。苗完全不懂，如果为了私利，我是不会从事艾滋防治的。苗对我的种种，影响一直延展到我退休之后。
与苗志敏完全不同的是附院的许多职工。长期以来我日日碌碌，很少在附院内露面，而且拙于社交，认识的人不多。可我几次去附院临床科室，陌生的医护人员看到病历上的姓名，都非常友好地待我。我办理退休手续前一年，附院正高职称专家工作述职。我发言时，扫了第一排正中就座的苗一眼，直接谴责了他的无耻。发言毕，我从讲台走向座位，又见多位专家对我赞许地笑着，又有专家对我竖起拇指。他们使我更多知道了人心如秤和民心向背。
在我眼中，苗志敏是蛮“本色”的人，是“骗子+流氓”，他使我认识了许多。
第四节 无耻的tan腐者
一、贪腐之证
我早已听说苗志敏贪fu，可知道他身上确实散发出fu败恶臭，时间晚许多。2002年4月我的际遇见诸媒体不久，附院一位和我属世交且与苗关系不错的女专家（她当时是临床一个大科室的负责人）给我电话，说我与苗的矛盾易化解。善意的她明确建议我给苗送钱，并说出具体价码。她提的方法和巨大数额都让我惊诧。腆颜事人，非我所愿，况且用贿金换取尊严跌破了我的底线。我不能让人的理想、尊严、荣耀、责任被鼠辈玷污，我也缺少和qiao诈le索者谈交易的才干。还有，我早就对困难处境有了心理准备，所以我断然拒绝了，并当即说我会将这建议公开。我的反应使她一惊（我在工作日志中对这个电话做了记录）。这件事使我清楚知道了苗阻拦艾滋防治工作的真实原因只是我没有往他的衣袋里贡奉银子，也使我之后拒绝与他“沟通”。不久，我更从指导过的研究生、医学院教师那里听说，苗的贪婪和这价码是公开的秘密，苗是“千万富翁”，是“附院第一富豪”。
我知道苗志敏tan腐的具体事实，是2010年。附院已退休的副院长吴纪先生（化名，1985—2006年任附院副院长，2008年退休）向我讲了苗的贪腐问题。吴先生任副院长时拒绝依从苗的要求违纪违法，结果被边缘化。吴转我了分别是董大鸣和董其松两人实名署名的两份举报信。董大鸣ju报信名为《证明》，内有他的个人联系电话和署名（署名处有指印），落款时间是2003年2月18日。他的ju报信中讲述了给附院苗志敏和林萍送钱的一些细节。董其松的《举报信》有个人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和署名，落款时间为手写“2003.3.12”。信中第一段很明确地讲：“我现在举报山东省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苗志敏和医院招标办公室主任林萍利用工程招标之际大肆索贿受贿的事实。”
这两份ju报信中很具体地讲述了向苗志敏等行贿的经历和巨额贿款的具体数值。吴还转我一份未署名的举报信。我把我的记录等汇总，实名署名，连同吴转我的举报信寄给北京某部门人士（他的单位与中央有关部门有工作关系），请对方转中央有关部门。（董大鸣、董其松和未署名的ju报信扫描件见附件1、2、3）
2012年初苗志敏“裸退”。此前的2010年末，公认为苗的靠山、任青岛大学校长和书记十余年的徐建培“同志”调离。苗退休同期，人称“山东黑lao大”的聂×一审判处死刑，聂的209位“兄弟”被押上审判席。苗在附院里也迅速难见踪影。苗有博士研究生导师之名，有许多论著，可都是以权术博学术的结果，以致退休后无法在医疗科研部门立足。以往附院里一小拨人聚在苗手下帮他维持统治，充当弄臣、跟班、包打听、打手等。树未倒猢狲不散，但附院里传言纷纷——“苗志敏被抓了”，“市检察院因为聂磊案的尾巴几次传了苗志敏”，“苗志敏早已把贪污的钱秘密转到国外。他几次向青岛大学申请全家出国，都被拒绝了”……
7月上旬我的手机收到一匿名短信，发短信的手机号是1373098××××。我不知道是何人且如何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并发来矛头直指苗志敏的短信，打去电话但对方总是关机，只好短信交流。我在给对方的回复中感谢了对方的信任。就这样，我总共收到同一手机号码发出的三封短信。短信中除以下内容，还涉及苗的近亿元巨额财产等，由于线索模糊，略去。短信中有不规范的标点和错别字，原样保留。见下：
短信１：
张教授知道你一直坚持正义，现提供一淮确情况。苗因聂磊黑社会保护伞省政府副秘书长张泽忠被捕受牵连被查，但该事不致将其搬里倒。经济问题的举报材料都不具体难以立案。有一淮确信息供你，可实名报各级纪委监察院反贪局包括大学，防止苗的同盟将材料扣押。在去年医院购买河北石家庄满友医疗器械厂生产的病床时，由青岛万国医疗器械公司经理万国忠牵线，事成之后厂家张姓经理给好处费26万，万国忠自己留11万，由万国忠送苗15万，表面上苗和厂家没直接触，很隐蔽。……本周可能会开始苗的正常离任审计，具体日期可与姜书记和新任王院长询问，他们会帮你的，利用好这难得机会！
短信２：
张教授，谢谢您，我在附院行政，消息绝对可靠。只是苗的同伙和既得利益者在医院很猖狂，我暂时不能公开，要不就没有信息来源了。一旦立案，我就作证把更加重要的东西拿出，现在还不太相信政府部门的正义，只有保存实力利于坚决和苗志敏这个全国卫生界最大的腐败坏蛋做斗争！……您的影响力可能会发挥作用。我会根据进展与您协作。
短信３：
苗志敏收敛钱财到了疯狂，几乎每一个想当主任副主任甚至副护士长的人都必须送大量资金，进来的新职工收的更狠，有的甚至几十万，这些在附院和社会上都是公开的事情。就连人才引进都不会放过，脑外科主任丰某某几年前被苗从市立医院挖过来，苗当面承诺一起解决妻子调动，丰上班后几年妻子工作迟迟不落实，全家思想压力巨大，但又不愿意相信苗是传说中那样，在朋友的反复提醒下送苗五万元，妻子马上调入附院，丰绝望无语！这就是所谓特殊人才的下场，他们哪还有心情做贡献，只有加倍捞钱补损失或报复医院！这就是为什么引进了几百人才和博士，医院却持续滑落的原因。
（第一封短信中提及的姜书记和王院长，时任“后苗志敏时期”附院的党、政主要负责人。这两位人士对苗的所知远较我多，但我不知道他们与苗是否有某种藕断丝连的瓜葛，所以没有把情况告诉他们。短信照片见附件4）
为此我打电话给2010年帮助我转出举报信的北京人士并询问当时材料的去向。对方讲：
当时有关部门对你的材料有批示并转山东省纪委，后来还有督办函。我感到这个案子有阻力，不知道具体哪一环节出了问题。现在有许多权钱交易的事。一些部门的官员得了钱，一干涉，案子就会办不下去。而且具体是哪一级具体什么人干涉，在北京也难搞清楚。这些年来，我们知道许多案子肯定存在问题，但就是办不下去。这有体制原因，有人包庇贪腐分子，所以办不下去。
8月间吴纪时隔两年又转我宋国志和林远署名的各自对苗志敏的举报信。宋国志的举报信名为《举报青医附院苗志敏与林萍利用建设装修工程项目收受贿赂的几点事实》，举报信中有宋的身份证号、联系电话，每张纸上和落款署名处均有红色指印，落款时间是2012年7月14日。信中除去讲了许多具体事实外，还介绍了某些所涉人员间的人际关系。林远的举报信名为《我的控告书》，信中有个人籍贯、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落款处有个人署名，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2日。举报信指出，他们为了附院工程，投入了总计约200万元“前期费用”。吴另外转我一份备注材料，材料中提到，苗的亲家（苗志敏女儿的公公）是青岛市反贪局局长孙某人。吴讲，人们之所以写举报信，是因为在附院承揽的工程一直没有拿到应得的钱。我把举报信等再次整理，像2010年转寄材料一样，写明了自己的数种具体联系方法并实名落款，分别用快递或挂号信寄给山东省纪委、山东省人民检察院、青岛市纪委、青岛市人民检察院、青岛大学党委的“一把手”。（举报信和备注的扫描件见附件5，6，7）
2013年初春，吴纪再次向我简述了他当年的际遇（他在叙述中涉及的人名原本都是实名，我同步记录了他的话语）：
我以往用实名写的举报信，最后都到了苗志敏手里，据说是检察院转给他的。苗那时动用了hei社会。2004年到2006年间，hei社会的人几次直接找到我家威胁我，还威胁、恫吓我妻子和孩子。我妻子等家人实在吓坏了，把我保存的关于苗的部分重要材料烧毁了。她们现在提起这事，还害怕。黑社会为我写举报信的事威胁我的家人，是有外人[张北川注：即中立第三人]可以出来证明的。
苗志敏1998年当院长后做了很多违纪违法的事。当年就有四位老年院级干部，包括早年任院长的刘华甫、副院长栾恒恭、副院长尚秉维、书记于新江实名联署向省里和青岛大学反映苗的多次违纪违法问题。省纪委派人来了解过。苗派李×年（当时是苗的办公室主任）招待，因为花钱太多，一顿饭开了五张发票。当时，苗认为是我向那四位老干部提供的材料，所以打击报复我。
我当副院长时负责基建，苗志敏不让我参加与基建有关的各种可能了解内情的工作，都让林×给他办，搞假招标。一个例子是洁净手术室的招标，是非法招标。非法招标用的公章，是假公章，假公章有错字。根据财务规定，这种情况不应当给承包商钱。所以我阻止了。但苗揽下了这件事，说他是法人，他担责，并让我签字。我拒绝了。当时的基建办公室主任王×和会计尚×慧也因为承包方公章前后不符，拒绝付款。苗就调离了王和尚，让林×给承包商了钱。苗也约我谈话，谈话中指出我告过他。他把我逼上梁山了。
我知道苗志敏和林×收受了很多贿赂。向苗行贿的一家承包商因为完成工程后拿不到钱，当年也找了我，我用微型录音机录下了和承包商的谈话（谈话中承包商讲了怎么向苗和林送钱的事）。这个录音带在市南检察院有一份，但不知他们销毁了没有。另外董×松处也有一份。
我转给你的那几份举报信，对问题都说得很清楚。这只是苗志敏索贿受贿事情中的一件。这是铁证。还有一些事我听说过，但没有证据。苗建立了很厉害的“防火墙”，要不然，他早就被抓起来了。
我妻子和子女也看了这篇文章，她们认为文章中和她们、和我有关的那些内容全都不用改。只是那几年被黑社会几次威胁，实在是把她们搞怕了。我原先主张你用我的实名写这些事，可她们坚决不同意。这次文章还是用化名吧，不过一旦有关部门做调查，我肯定会出来用实名实话实说。
我把举报信的内容偶然告诉附院一位熟悉的女教授。不想对方认为我消息闭塞、大惊小怪，并说这些钱对苗志敏而言只是“毛毛雨”。近一两年，不止一位专家向我讲苗已是亿万富翁。附院人士讲，多年间苗利用手中权力掌握的资金、支配医疗的便利和大肆搜刮所得，十几年间在青岛乃至山东建立了特殊的人脉，“苗家有几个亿的财产。要搞清楚他的贪腐，只有异地审查。要不然，肯定有人干预办案”。而晚近我得知，苗的贪腐行为起始时间甚早。附院有位1990年代退休的王姓专家，他因事到我家时讲过一事。当年他有位医界同行想由外单位调入附院，让他陪同到握有附院人事大权的苗家“疏通”。他那个朋友去时带了3000元钱，放在一个信封里，到苗家后当着苗的面放下。苗未帮助那位人士调入附院也未退钱。我想，苗真是不知何等贪腐，一旦没人保护了，不知能揭出多少事来。
上行下效。苗志敏的欲壑难填、无法无天，使得附院少数医生效仿。《南方周末》2009年刊出过“一位家庭主妇”的信，讲她在青岛“最大、最有名的三级甲等医院”看病，医生推荐她去某药店买十元一片且须用现金购买的药，该药店说这药是那医院的医生让药店代卖的。在青岛，“最大、最有名”的三甲医院就是附院。其实，这算“小问题”。我听研究生和正派医生讲述的附院医风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少数医生的医德沦丧，实在是让人咋舌和喟叹。
苗志敏的这张脸实在丑陋。
二、堕落之脸——黑帮化生活
这是张以黑黄色为基调的五花脸。
苗志敏的麾下有鹰爪，手心里掌控着纪委。我还听附院专家讲到聂磊。专家讲，苗和聂关系密切，“许多专家和干部知道，因为聂磊的老婆在附院住院时，苗志敏多次前往探视，叮嘱医务人员多多关照，苗志敏的老婆在家做好饭给聂磊的老婆送饭”。聂何许人?青岛妇孺皆知，早就认定他是hei社会的大头子。一位正派专家讲：“苗志敏正是利用hei社会震慑可怜的专家们，看到和知道了苗与聂磊的亲密关系，专家几乎都噤若寒蝉了。”
吴纪讲到他遭遇的严重威胁时回顾说，当年他打听后得知，阻止他反映苗情况的那个hei社会团伙的头头曾是聂磊手下。
当今官场，许多官的生活“有声有色”，这种官在位时多有“风流”之名。苗志敏也以“作风”非同一般闻名。附院一位已退休的副院长向我讲过自己退休前的所见：
附院几乎天天有干部去济南到省里各机关办事，所以在济南一家宾馆长期包了住房，有的房间是固定留有院领导的。一次我去济南，看到院领导的用房空着，就住下了。第二天我起床早，一大早在走廊上碰到苗志敏的司机，才知道苗志敏和××科长头天晚上也来了。苗志敏和那个女人住一间。我和司机正说话，看到刚起床的苗志敏从那个女人的房间出来。
苗志敏和那个女人明铺暗盖，是公开的秘密，附院里行政部门的人都知道。现在这样的事在官场常见，不是什么事。苗志敏在附院还有好几个情妇，大家都知道……
苗志敏的这种生活方式，已是官场中司空见惯寻常事，只要没有“涉及不雅视频”之类，就不算什么“问题”。只有倒台后，才叫“道德严重败坏，生活作风糜烂”。虽说附院大量职工知道苗的性丑行，可只凭一位前副院长的旁证（他讲到了和苗有关系的好几个女性的实名）和传言，没有“床戏”录像，许多事难以具体求证，所以苗的这张脸似乎稍显朦胧。但据我所知，说苗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恶棍，是一丝一毫不冤枉他的。
我也关注性学研究。对今日官场之怪现象，我有时想，谁敢说中国落后？中国某些方面不落后，还“超前”，有上上下下的带头人，早已大踏步跨入“后现代”了！
第五节
有权时，无权时
苗志敏在附院掌权期间，对职工拥有“任意宰割权”，民众对不义缺乏抵抗权，所谓的公民监督权，有如镜花水月。如果反抗恶行，就可能付出重大代价。这使得一些懦弱者屈膝，在苗的淫威下甚至向苗学习，企图用下流手段证明自己对苗的忠顺。当权力在服侍邪恶时，平庸由私念引导，一点点滑向苗一样的卑劣。附院一位优秀的学科带头人拒绝向苗俯首，他调离后告诉我：
有些事说出来让人e心。附院有个业务骨干当年和我关系不错。苗志敏知道后叫了他去。不知苗志敏同他谈话时怎么吓唬他，那个没骨头的专家竟然向苗说：“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和某某往来了。如果你还信不过我，我可以找机会把某某拉出去喝酒，把他灌醉了，弄到洗浴中心，让他和小姐发生关系，我拍下来，把照片给你收拾他。行不行？”后来，那专家酒后自己把这事说了出来，周围的人听见并告诉我，让我千万小心。
2012年秋，一位始终拒绝向苗志敏趋附的权威专家电话中向我讲了他的所知和苗下台后的一事：
这些年苗志敏把附院院风严重败坏了，甚至影响到专家群体。在有些专业科室，向苗志敏买一个副主任干，要花十多万，副护士长也要几万。一些专家有实力，本来可以当科主任，也不得不送钱。苗志敏收钱太多，都记不清具体收了谁的钱和收了多少钱了。
外科某大夫业务不错，有能力，也想当科主任。他知道自己和苗志敏关系一般，只好也送了钱。苗志敏下台了，不可能再决定提拔谁当科主任了。这位专家说，自己的钱如果要不回来，苗志敏一抓起来，钱就拿不回来了。他连续两晚去了苗志敏家，要钱。苗家关着门，他怎么敲也敲不开，他就踹就砸，苗志敏还是不开门。第三天上午，他找了在附院工作的苗志敏的儿子，警告说，“今天晚上我还去找苗志敏，要是他再不开门，别怪我不客气”。当晚他又去苗志敏家，一敲门，苗志敏自己开了门。苗志敏和苗志敏的老婆都在。他一进门就指着苗志敏鼻子破口大骂：“你妈个×，你收了我的钱，想不还我！”苗志敏挨了骂，很猥琐，他竟想不起那位专家送了多少钱和都有谁给自己送了钱。那位专家接着又大声骂：“你收钱收得都记不住收谁多少钱了，你妈个×！”他骂了一阵儿后，苗志敏的老婆跑到另一个房间，一下拿了3个装钱的包出来，问哪个是去要钱的专家送的。那位专家又骂了一会儿，随手捏了捏，拿了个厚的包，也没数，就走了。
那位专家说这件事，是专家们一起吃饭时讲的，我在场，附院几个专家还有外院其他专家在场。他笑着细细讲了这件事，说“我把苗志敏骂了个狗血喷头，骂得他一声不敢吭”。
一有人调查，那位专家绝对会把自己送钱并要回的事说出来。在附院一些科室当科主任，价码是公开的。大家都送钱，没人觉得是什么事，因为必须这样。不过一些人送钱后提拔了，不说出来。
（对方讲述时，说了当事医生的实名，此处隐去）
向苗志敏索钱这一幕很戏剧化且有黑色幽默色彩。当时苗的面部和肢体语言想必异常丰富，估计是短时间里多种情感轮番上演。很遗憾，这出戏只有一位医生看见和少数人知道。
权力在手，便百般作恶，猖狂无忌；权力一失，就气焰全消，民众詈骂。大凡这样的权力，其来源和性质都是必须质疑的。贪腐现象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版图中不可或缺且面积不断扩展的一部分，它犹如一道不断流淌着脓汁和鲜血的巨大创口。许多地方的民众痛之入骨，恨之入骨，怨声如沸，骂声如沸；依靠吮食这脓和血为生的一撮贪官却弹冠相庆，长乐未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写明了公民的言论权利。宪法等还申明，公民对政府作为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对官员劣行有所作为，不得袖手。很遗憾，我国宪法等的某些郑重承诺往往是徒托空言，虚悬纸面。正是由于这现实，苗志敏之辈才如此猖獗。而基于对社会的观察和苗等存在的现实，2009年我为《中国新闻周刊》的“十年特刊”题词写道：“说真话，讲真相，求真理。改革远未成功，公民须大努力！”（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