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关于性向少数人群等的文章
张北川说明：《家庭医生》是我国知名的医学科普杂志。该刊于2015年1月（上半月刊）发表了一组与同性爱者、同性爱者的亲长和有关艾滋的文章。得到该刊支持，现把这组文章发表于个人博客。谨此向《家庭医生》和该刊记者凌茜雯致谢！
同性恋妈妈
“在苹果，很多同事明白我是同性恋，但这并未使他们对我另眼相看。”2014年10月30日，苹果公司CEO库克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一片哗然。
如此公开表态，正因为这个社会“另眼相看”，甚至视之为耻辱、变态、道德败坏。直接承受这些冷眼和压力的，除了同性恋者自己，就是他们的家人，尤其是母亲。
这是一个隐秘的家庭问题。
男婚女嫁，生儿育女，是妈妈对孩子最朴素的期望。但有些妈妈的愿望，永远落了空。撕心裂肺，不足以形容她们的痛：自己的孩子怎么变成了怪物！
震惊，拒绝接受，强行矫正，逼婚，甚至自杀……在众多同性恋者家庭中，悲剧上演。更多的同性恋者选择“潜伏”。但当他们被迫进入异性婚姻，无性无爱的状态，却伤了更多无辜的“同妻”。
社会舆论，围追堵截：“同性恋就是滥交”，“得艾滋病的，就是这些人！”男同性恋者艾滋病高发，是事实。但这也是歧视的苦果。
在今天的中国，同性恋者的身份尴尬。一方面，不再被定义为精神疾病，不再认为是犯罪；另一方面，他们的法律权利仍是盲区。
但你无法装作看不见。
同性恋者的群体有多大？学者研究认为，同性恋者在人群中的比例是3%~5%，无论中外。在很多人的亲人、朋友圈里，就有同性恋者“潜伏”。
唯有了解，唯有宽容，才能为这些亲友撑起一片天。
唯有如此，才能更大程度击退艾滋，保护自己，与这个世界和解。
“我是同性恋。”孩子说出这句话，第一时间感到痛的是母亲。撕心裂肺，夜不能寐。孩子前路迷茫，她的世界也塌了。但是，剧痛之后，为孩子撑起一片天的，也是母亲。
儿子是同性恋，不是谁的错
【杂志】《家庭医生》杂志2015 . 1上半月刊
【作者】 李秋艳
她们成为公众人物，是被逼出来的。
如果不是特殊机缘，她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母亲，守着丈夫孩子，过小日子。如今，她们却成了社会活动家，开微博，建QQ群，接受媒体采访，呼吁社会消除歧视，打破坚冰。
所有这些，都源于：她们有个同性恋孩子。
这种机缘，是命运煎熬。熬过来了，重见天日。可很多母亲，还在黑黢黢的隧道里。
“妈，你带我去看病。我得了同性恋的病。”
——徐妈妈的儿子，1996年，广州
“我几乎是年纪最大的同志妈妈了。”差几个月就满70岁的徐妈妈，满头银发，精神很好。
和记者见面的餐厅，是徐妈妈的“会客厅”。“在这里，我和很多同志和同志家长见过面，开导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资格，因为“久病成医”。她用了14年，才接受儿子的身份，甚至一度失去儿子。
儿子第一次向她“出柜”，是1996年。
那天，吃完晚饭，儿子突然哭起来。16岁的高中男孩哭得很伤心。刚开始，怎么问都不肯说。过了很久，儿子才开口：“妈，你带我去看病。”
“你有什么病？”
“我得了同性恋的病。”
“胡说八道什么呢！”她当头斥责。
同性恋这三个字，在当时的中国，躲在社会隐秘角落，见不得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性恋行为一旦被发现，会被处以流氓罪，送劳动改造。1997年，中国修订刑法，废除流氓罪。同性恋不再被定罪，但始终受到道德责骂，被视为龌龊、变态。
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是国内最早研究同性恋的学者之一。1994年，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理论著作《同性爱》。促发他关注同性恋的，是他恩师的遭遇。那是一位很优秀的医学教授，被揭发是同性恋，受到种种凌辱，被逼得差点跳楼。
徐妈妈生活在广州，这个岭南城市向来领社会风气之先。但在面对同性恋这个问题上，一样的压抑。
“跟你说不清楚。算了算了，我的问题我自己解决，你不用管我了。” 儿子扭头走了，不欢而散。
徐妈妈越想越怕，跟丈夫商量：“儿子是不是有心理问题？还是找个心理医生看看吧？”
至今她还记得那位心理医生的名字——中山医科大学家庭医生医疗门诊部施梦娟大夫。在当时的医学界，同性恋到底是不是病的争论正烈。而施大夫说，她的儿子没病。
大夫跟儿子谈了很久，然后把徐妈妈和徐爸爸叫进诊室。
“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如果是同性恋，那就是不可愈的。因为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现象，不是病，没有药可以治。它不是因为自身的品质败坏，而是天生的。”
徐妈妈简直无法想象。怎么可能呢？男人喜欢女人，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她问医生：“那同性恋不能结婚，怎么办？”
“不是说规定不能结婚，而是他对女的不感兴趣，怎么结婚呢？你听其自然吧，他现在年纪还小，看他以后能不能调整过来。”医生说。
从医院出来，她脑子一片空白。“我相信医生说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她和丈夫走了以后，儿子怎么办？以后走出社会，怎么面对别人的歧视？怎么跟亲戚说得清楚，儿子的同性恋是天生，不是因为品质问题？想到这些，她就心痛。
儿子宽慰她：“我一定会调整自己的。”这句话给了她一线希望。
儿子开始尝试用强迫疗法、氨水疗法进行“自我调整”。徐妈妈甚至不知道，儿子的这些“疗法”是从哪儿学来的。
氨水疗法等同性恋矫正术，曾在西方盛行，通过闻氨水导致恶心、呕吐产生厌恶感，后因对身体伤害过大而被舍弃。“那时儿子房间里到处放着橡皮筋、氨水之类的东西。”
“其实，医生说的‘调整’，意思是看他以后愿不愿意结婚。但是我当时以为，能调整就是有机会变好。”
而儿子的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一边是自我纠结，一边是父母期待，百般矛盾。
“他经常说‘你们不要管我，我是怪人，我将来会远离社会，在深山野岭找一个山洞住下’。听他这样说，很心痛。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痛苦无法排解。憋到没办法了，徐妈妈就跑到家附近的山上，拼命地喊，把心里的气都喊出来。
“妈，实际上你对女生的感觉，跟我对女生的感觉是一样的。”
——浪漫妈妈的儿子，2006年，河北邯郸
10年后的2006年，在河北邯郸，浪漫妈妈（网名）的儿子，15岁的小念也“出柜”了。
那天，刚跟丈夫办完离婚手续，她主动找儿子谈话。没想到儿子看得很开：“没关系，你们合不来就离嘛，我都懂。”
但儿子接下来的话却让她惊呆了。“妈，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是同性恋。”儿子可能觉得，母亲把这么重大的事情，用如此平等的态度跟他说，他也想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妈妈。
如此直白，开门见山。
浪漫妈妈一下懵了，脑子里瞬间转过很多不好的念头：“儿子，你是不是被性侵了？上学路上妈妈没有保护好你，被成年男人性侵了？”
在她的印象中，同性恋是男人跟男人发生了关系，才会知道自己是同性恋的。
不同于10年前徐妈妈儿子的无措，10年间网络信息的发展足以让一个15岁少年了解何为同性恋，在不知不觉中接纳了自己。
“妈，怎么会呀！你喜欢男人的时候是被男人性侵了吗？”
“没有。”
“对呀，我也没有。我不是见到任何男人都喜欢的。就跟你们一样，等我长大了，遇到合适的人，我才会恋爱。我现在没有喜欢任何一个人。”
“那你怎么知道你是同性恋？”
“这是自然而然的感觉。男同学都在谈论女生，但我跟女生一起玩，就像姐俩，没觉得她们性感。相反我见到男生，会脸红心跳，有点紧张。”
她瞪眼看着儿子，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
“妈，实际上你对女生的感觉，跟我对女生的感觉是一样的。让我跟异性做亲密的行为，我会特恶心。”
儿子甚至说出了让她更瞠目的事：“男孩子青春期会遗精。我第一次遗精，做梦的时候是跟男孩子在一起，跟男孩子很亲密。”
和很多母亲不一样，浪漫妈妈在第一时间就表示了“尊重和接纳”。
“虽然吓蒙了，但还有理性在。才15岁的孩子，这么小，我不敢让我的态度、我的震惊吓着他。”出于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不管儿子说什么，我不想伤害他。”
她交代儿子：“关于性取向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
儿子睡了，她勉力维持的镇定彻底崩溃。“半夜里盖着被子，哭得撕心裂肺的。感觉非常绝望。不知道孩子的未来在哪，我的人生意义又在哪。”
儿子的问题，让她和丈夫重新坐在一起。他们想到的办法是——复婚。
浪漫妈妈说，当时是钻牛角尖了。“觉得是我们俩的婚姻问题影响了孩子。我就想，可能孩子小时候接受父亲的关爱太少，才成了同性恋。”
8年后的今天，浪漫妈妈发现，她当初的想法，很多同性恋家长都有过。“他们痛苦、纠结，把原因都归结到自己身上。”她说，“但我接触过大量家长，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婚姻和睦，孩子照样是同性恋。所以不要拿自己的个体经历，来概述同性恋是怎么形成的。”
“我这种沉默，其实也是一种冷暴力。”
——徐妈妈
当初医生交代徐妈妈，儿子年纪还小，不要对他施加压力。“他们的内心非常痛苦。如果连父母都不理解他的话，他很容易得抑郁症。很多得了抑郁症的人，最后都倾向于自杀。”
“抑郁”“自杀”这些可怕的字眼，让徐妈妈印象深刻。一家人再不提起这个话题。
“那时我以为，不打不骂就是不给他压力。”
但她的沉默，让儿子知道母亲心里其实接受不了，从此不再与父母交流。
2005年，徐妈妈的儿子出走，去了日本读书。“他跑了，因为不想面对我们。”
见不到面，网上聊天时，“常常是我跟他说了很长一番话，他就只回一个‘嗯、哦’，从不正面跟我交流。当时我就觉得，我这个儿子没有了，回不来了”。
直到今天，徐妈妈仍对儿子愧疚。“后来我一直在反省，孩子是很需要爱的。我以前用沉默来对待他，带给他的压力更大，比打他骂他还让他难受。我这种沉默，其实也是一种冷暴力。”
2010年，亲友们频频催婚，徐妈妈开口把儿子喊了回来：“这个问题迟早要提出来。你是丁是卯，到底是哪类人，要给我一个正面答复，然后我们共同面对。”
30岁的儿子终于摊牌：“我是同性恋。”
过去14年的期望，彻底落了空。
尽管已经有心理准备，徐妈妈还是哭了。那一夜，她跟儿子谈到凌晨四点。
“你选择了这条路，将来是很艰难的。你要怎么面对别人的眼光？”
“妈，这条路不是我选的。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如果让我选，我为什么不选一条大家都接受的、容易走的路，而要被千夫所指呢？因为我没得选。”
“那你也可以结婚啊，你结了婚再离婚，人家的议论就没那么大了。”
“妈，你也是女人，如果你知道爸爸有外遇，而且外遇还是个男的，你会怎么想？如果我结了婚，我对女的不感兴趣，那就是害了人家女孩。我怎么能做这种缺德的事呢？”
徐妈妈当时还不知道“形婚”这个词，但她想到了这种方式。“你能不能找一个女同，她是同性恋，你也是同性恋，你们假结婚，不就解决问题了？”
“更不行。跟女同结婚，我就要一辈子都生活在谎言里。要编一个又一个的谎言，你让我怎么过？我不能过这种生活，我要做真实的自己。”
链接：读懂同性恋的那些标签
同志
以同志指代同性恋者，源自1989年。当时，香港文化名人、男同性恋者林奕华，在香港筹办首届同性恋电影展。他从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语，联想到同性恋群体也需要继续努力，于是将该影展命名为“香港同志电影展”。后来这一用语被中文地区所采纳。
出柜
这个词源自一个英语短语，用于比喻“不可告人的隐情”。由此引申出的短语“在衣柜里”（In the closet），指同性恋者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相对的，“走出衣柜”（Come out of the closet），则是指同性恋者向亲友公开性取向，简称“出柜”。
同妻
男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其妻子简称“同妻”。
同性婚姻
目前全球有17个国家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比如英国、法国、丹麦、加拿大等。同性婚姻中的双方，基本享有与异性婚姻中双方一样的权利和义务。
民事伴侣
也称民事结合、生活伴侣，指非婚姻的共同生活关系。部分国家和地区承认同性恋者的民事伴侣关系。民事伴侣中的双方，其权利和义务等同或接近于婚姻，但没有婚姻之名。比如德国、瑞士等。
同性恋就像“左撇子”，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想“掰直”，既不必要，事实上也很难做到。千万别相信那些所谓的矫正疗法。
同性恋不是病，是“性少数派”
【来源】《家庭医生》杂志2015 . 1上半月刊
【作者】 凌茜雯
【受访专家】张北川（原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分委会委员，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
刘华清（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兼任儿童心理科主任，教授）
2014年10月30日，苹果公司CEO库克高调“出柜”：“我很自豪自己是同性恋。”
这瞬间成为爆炸性新闻。库克向来作风低调，装扮举止丝毫没有娘娘腔，普通得丢在人堆里都找不着。他竟然是同性恋？
这也是困惑很多同性恋者家庭的问题：孩子一直很正常，怎么突然成了同性恋？
张北川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孩子“出柜”，父母第一反应，往往都是震惊、不敢相信，继而是沮丧、愤怒，反应激烈的甚至要跟儿女断绝关系。
张北川是国内最早研究同性恋的学者之一。从1989年至今，他跟成千上万名同性恋者及其家人交流过。20多年来，他反复跟家长们说：“鼓励大家学习科学，以包容的心态面对这个现象。世界的复杂性、人类的多元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每个人都和其他人有这样那样的差异，性向不同不过是人类众多差异中的一种。”
同性恋者就像“左撇子”，是少数派而已
很多同性恋者的父母，起初都难以接受张北川的劝解。“同性恋是性变态”的观念，根深蒂固。
这怪不得他们。
历史上，同性恋者向来被视为异端。在西方，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宗教教义审判或法律裁决，同性恋者都被处死刑、监禁。在中国古代，对待同性恋并没有严厉的罪罚，但同样被排斥在正统价值之外。同性恋还曾一直被视为精神病。
20世纪5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出现了同性恋“非罪化”“去病化”的趋势。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国际疾病分类手册》第10版指出：“单纯的性取向问题不能被视为一种障碍。”
但我国的步伐稍慢。直到1997年，我国《刑法》废除了可用于惩处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才承认同性恋“从性爱本身来说不一定异常”，没有伴发心理障碍的同性恋不列入疾病条目。
刘华清是该疾病标准修订的重要推动者。1996~1998年间，他深入北京同志酒吧、同志聚会，访谈了51名同性恋者。他的研究结果，印证了国际学界的主流观点——除了喜欢同性外，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一个样。
什么叫“一个样”？
刘华清解释道：“同性恋者的精神健康状况、智力水平、社会功能，与异性恋者没有差异。同性恋者里，各种社会阶层、职业、宗教信仰的都有，生活方式和异性恋一样多姿多彩。调查里有6名同性恋者存在抑郁、焦虑、孤独等负面情绪，但那更可能是社会的歧视，使他们难以接受自己的性取向，不是同性恋本身的问题。”
通俗地说，同性恋就像“左撇子”，或少见血型的人士，属于人群中的少数派，并非病态。
2004年，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中国艾滋病专题组发布的《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显示，我国处于性活跃期的男同性恋者，在性活跃期男性中，占2％~4％。
同性恋是基因的错、教育的错？
知道孩子是同性恋者后，有家长陷入内疚，觉得自己教育失当。也有家长很愤怒，认为孩子肯定“学坏了”。
实际上，同性恋不是谁的错。
刘华清指出：“同性恋不是学来的，也不是当事人要故意选择的，跟道德更没有关系。它的形成，是生物、心理、社会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句话，看似什么都没说明白，其实正反映了同性恋的复杂性，以及目前的研究困局。各学科都提出了关于同性恋成因的证据或理论，但都不能完满地解释同性恋到底从何而来。
刘华清说，从生物学来看，“一个研究途径是研究遗传因素，有学者对比了同卵双生、异卵双生和领养的兄弟，发现当兄弟中的一人是同性恋时，另一人也是同性恋的比例，在同卵双生子中最高。这提示基因组成可以影响性取向。另一个途径是研究大脑结构，有研究报道，男同性恋者的下丘脑前角大小，是男异性恋者的一半，说明同性恋可能有生物学的基础。还有学者研究出生前激素水平，等等”。
不管哪种研究途径，尚不是最终结论。
从社会心理学来看，有学说认为，母亲、父亲太强势，父子、母女关系疏离，可能使孩子成年后执着于追求同性，以重获父爱或母爱。也有学说认为，不愉快的异性交往经历，被同性诱惑，也会使人产生同性恋倾向。还有调查发现，部分男同性恋者，小时候曾被父母当女孩养，可能影响其性别认同。不过，这些不适用于所有同性恋者，也无法解释为何很多异性恋者也有相似的成长经历。
电击治同性恋，骗钱！
坚信“同性恋是病，得治”，加上传宗接代的思想作梗，一些同性恋者家庭把“矫正”当成了一根救命稻草。
2014年7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我国“同性恋矫正”第一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起诉人小振（化名），是一名31岁的男同性恋者。2014年2月，他在父母的劝说下，到重庆一家心理咨询中心进行治疗。治疗过程中，心理治疗师先让他想象与男性的性爱场景，继而对他进行电击。整套“同性恋矫正”共5个疗程，要价3万元。
小振没有变成异性恋，却健康受损。他以心理咨询中心侵犯健康权、人格权为由，将其告上法庭。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该心理机构所用的，是矫正同性恋的经典手段——“厌恶疗法”。除了电击，还有迫使同性恋者闻氨水的、听噪声的，都是为了让他们对同性产生厌恶。
“明摆着是骗钱！”对使用电击、催眠、药物的各种“同性恋矫正术”，张北川深恶痛绝：“爱同性的人也是正常人、健康人，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矫正。一个人进入痴迷状态，性向是可以发生改变的，但这种改变不是从一个爱同性的人变成一个爱异性的人，而是变成一个没有性的人。”
美国精神病学会曾发布声明：“‘修补疗法’（指同性恋矫正术）具有巨大的潜在威胁，它会造成包括抑郁、焦虑和自我摧残行为等在内的危害。”
趁孩子小，把他“掰直”？没必要“扣帽子”
作为儿童心理科主任，刘华清不时遇到有同性恋倾向的青少年。他的做法是：不给孩子扣上“同性恋”的帽子，放手让孩子“跟着感觉走”。
性取向的形成，有两个重要时期：3~6岁和青春期。青春期孩子自身在不断探索、尝试，其性取向、人格特点的形成，有很多可能性，并非绝对定型。刘华清说，过早下定论，可能限制孩子的发展，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关键是让孩子接纳自己，认识到性取向只是自我的一部分，让孩子感受到，真实的他也能得到父母的理解和尊重。
刘华清观察到，部分家庭表面上是因为孩子的同性恋倾向而爆发矛盾，背后有更深层的不和。
有一对父母发现，15岁的女儿和女班长卿卿我我，对异性不闻不问，于是带她求诊。和这家人进行长时间访谈后，刘华清了解到，这对父母是生意人，从小把女儿扔给奶奶照顾，还经常打骂女儿。他们女儿特别喜欢缠着医院里温和的女护士。和她来往的女班长，也很善解人意。她说：“我恨我妈妈，因为她对我从来就像个领导，只知道命令我，从不问我自己有什么想法。”
刘华清分析道：“与其说她‘爱’上了女班长，不如说她在女班长那里，终于感受到母亲般的爱与温柔。”
通过系统的心理治疗，女孩渐渐认识到，自己无意识中把性取向作为抗拒母亲权威同时又亲近母亲的手段。后来她搞清楚了，自己不属于同性恋。
为此，刘华清提醒，当出现强烈家庭冲突时，父母应该思考自己的家庭角色是否做到位，是否满足了孩子的心理需求，是否有给孩子创造安全温暖的家庭环境。矛盾无法解决时，建议求助专业的心理医生。
他强调：“给这些家庭进行心理治疗，绝对不是为了‘矫正’孩子的同性恋倾向，而是要调整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的角色，让父亲做好父亲，母亲做好母亲。当家庭角色回归正常，一家人互相尊重，坦然接受孩子的一切，就不再是个问题了。”（感谢北京回龙观医院通讯员郭晓洁对本文的帮助）（编辑：尚跃）
链接：“坐怀不乱”，才是同性恋
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同性恋，没有客观指标作参照标准，也不能光看一个人发生性行为的对象。
张北川认为，主要还是由本人的感觉去界定。一般来说，如果在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执着地、长期地在情感上、生理上感受到同性强烈的吸引力，不能适应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基本可以确定是同性恋。
张北川的老师、青岛大学医学院秦士德教授，是我国学术界第一位“出柜”的男同性恋者。他判断自己为同性恋者的标准是“坐怀不乱”：“任何一个美女，坐在我的怀里我都不乱。你要是乱得很，你就是一个异性恋者；如果半乱不乱，你就是一个双性恋者。”
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境遇性同性恋”。刘华清说：“长期远洋航行的水手、监狱里的罪犯，很少有接触异性的机会，所以有些人为了满足性欲，可能会有同性性行为。他们本质上不属于同性恋。因为只要一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他们就会回归到异性恋的状态。”
链接：你想象的同性恋者都是错的
□男同性恋≠娘娘腔，女同性恋≠假小子
在同性恋圈子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以自己的性别为荣，厌恶异性举止、异性装扮的，同样大有人在。
□同性伴侣里，未必一人扮“男性”、一人扮“女性”
事实上，在大多数同性伴侣里，不存在这种角色区分。在其性行为中，谁扮演主动或被动角色，也并不是固定的。
一位男同性恋者这样说：“男性同性恋的最大特点，就是都喜欢对方是男性。如果一方把自己当成女性，那他也就缺少了吸引对方的条件。尽管男性特征明显，但如果表现得十分女性，也不会有很多朋友。”
艾滋病与性取向并没有直接关系。男同性恋者艾滋病高发，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歧视种下的恶果。
防艾滋，远离“同志”？
【来源】《家庭医生》杂志2015 . 1上半月刊
【作者】凌茜雯
【受访专家】张北川（原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分委会委员，中国性学会理事，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
说起同性恋，你会想到什么？
同性间的美好爱情，还是隐匿在公园角落的男男滥交、艾滋病？
或许很多人想到的是后者，并因此对同性恋者避之唯恐不及。
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似乎为这种想法提供了佐证：在新发现的艾滋病病例里，男男性行为人群传播所占比例，从2006年的2.5%，上升到2013年的21.4%，7年间增长了10倍。
张北川教授指出，男同性恋者里艾滋病的高发，首先是社会歧视本身的错，身为同性恋圈外人，更需负起责任。
张北川教授是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医学专家，2007年被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授予特别奖项。
“性取向和艾滋病没有关系”
“性向和艾滋病没有关系。笼统地说同性恋者容易得艾滋病，也是不准确的。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女同性恋者的艾滋病、性病发病率，比男同性恋者、异性恋者都要低。”张北川说。
男同性恋者（以下简称“男同”）之所以是艾滋病的多发人群，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性行为方式。更坦白地说，就是肛交。
肛门里的直肠黏膜，其伸展性远远不如阴道。在性行为过程中，直肠黏膜很容易发生破损、出血。这时候，一方体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就会经由直肠黏膜的破损处，进入另一方体内。口交也有类似的问题，因为口腔黏膜同样可能发生破损出血。
张北川指出，对比各种插入性性行为中艾滋病传播的可能性，肛交＞阴道交＞口交。男同之间，没有体液接触的、非插入性的性行为方式，如相互手淫，其实不传播艾滋病。
求专一而不得，只能追求“一次性”关系
尽管肛交、口交是“高危动作”，但并非男同独有，也不是导致艾滋病在男同中高水平流行的最关键因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有固定性伴侣，发生性行为时做好了保护措施，他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并不高。
张北川指出问题所在：“上得山多终遇虎，艾滋病病毒的性传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多性伴关系，二是插入性性行为，尤其是无保护的性行为。不管男同还是异性恋者，满足了这两条，都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这成为一些人声讨同性恋者的证据：谁叫他们道德败坏，随便滥交？
张北川曾对我国9个城市2046名同性恋者进行调查，发现近八成人“希望过与同性的固定专一性伴生活”。所谓的滥交、性乱，有时是不得已。
很多同性恋者千方百计隐藏同志身份，担心父母失望，朋友白眼，怕丢了工作，怕被敲诈勒索。从保护个人身份来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最安全的方式。
也有相爱的同性伴侣，尝试像普通夫妻那样生活。但得不到社会和家庭的支持，没有法律的保障，很难走下去。
张北川说：“没有舆论约束、婚姻法的时候，男女不都是多性伴的吗？同性爱者顶着社会压力、父母的反对走到一块，感情的投入更厉害。一旦分手了，受伤害更大。我做过调查，同性爱者自杀的首要动因，就是伴侣关系的破裂。”
社会的歧视与压力，使同性伴侣难以建立稳定感情，以致只能寄情于性满足、“一次性”性行为，由此成为艾滋病高发人群，这又令同性恋被进一步污名化。
“同妻”成艾滋病受害者
在西方国家，男同性恋者的艾滋病感染率，也同样比一般人高。不过，由于他们基本上只是与同性发生性行为，艾滋病的传播，也大多局限于同性恋、双性恋人群。
我国的情况不一样。
在传统的生育文化影响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深入人心，以致很多同性恋者迫于家族压力，违心地与异性结婚。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亚洲性学联合会主席刘达临在《中国同性恋研究》一书中指出，“现代中国的同性恋者有90%以上，都与异性结婚，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同妻”，即男同性恋者的妻子，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她们不仅要忍受无爱的婚姻，还直接暴露在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巨大风险之下。
2013年，张北川开展了国内首次关于同妻的定量调查，邀请近150名（曾）与男同性恋者（包括双性恋者）结婚或有稳定恋爱关系的女性，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其中做过艾滋病病毒测试的女性虽然只有30多人，但已有2人的结果显阳性；有20多名女性曾被伴侣传染性病，出现过典型性病症状的，更有近40人。
张北川估算，在我国，这些身心备受伤害的同妻，至少有近1000万。部分同妻感染了艾滋病不自知，还可能把艾滋病进一步传给孩子、家人。就是这样，艾滋病从同性恋人群里，渐渐蔓延到更广大的普通人群。
张北川强烈呼吁同性恋者的家长：“决不要逼迫孩子和一般异性结婚，制造同妻悲剧！”
大学男生，当心“越大的自由，越大的风险”
近年来，一些大城市对同性恋、男男性行为的态度日益宽松。张北川在欣慰的同时，也不无忧虑：“人们更容易获得性，但他们不知道风险。”
对涉世未深、好奇心强，而又容易一时冲动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一项涉及近2万名大学生的《中国大学生与艾滋病相关的性安全研究》显示，在大学男生里，7成人不是每次都使用安全套，7%发生过男男性行为。
更随意的空间里，艾滋病乘虚而入。
在2013年12月的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上，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卫计委艾滋病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尚红教授，展示了一组严峻的数据：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中，15~24岁的学生感染者比例逐年上升；感染者中，95%是男生，70%的感染途径是男男性行为。
尚红感慨地说：“在男同的感染人群里面，年龄越来越小，而且知识结构也越来越高。现在就发现在大学生里面，在高中生里面，两个小男孩手拉着手来检查，都是阳性，而且他们不以为意。”
张北川教授提醒道，极少数艾滋病感染者专挑青少年下手，引诱他们发生性关系，恶意传播艾滋病。不管是否同性恋者，大学生都应该带眼识人，保护好自己。（编辑：尚跃）
说明：《家庭医生》2015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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