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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川医生致耿乐先生——关于男同社交软件的第二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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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北川医生致耿乐先

                               —— 关于男同社交软件的第二封信
  我关于男同社交软件的信中的讨论,是很粗疏的,因手边琐事太多,忙碌不堪。
  一些问题原本应讨论或深入讨论,但信中没有涉及。例如,(1)技术的进步通常与人类天性的需求有关。一种受到成千万人欢迎的软件居然受到非议,应当引起思考。为什么学界没有从这个角度深思?(2)大量研究已经证明,男同的道德水准和性能力与一般男子无异,可为什么中国男同对社交软件有如此之大的需求?(3)一种社交软件的出现竟然和艾滋纠缠在一起,卫生界和社会科学界应该做和能做些什么?能否借助这类软件积极开展防艾工作和如何开展?(4)在发达国家许多地方,男同中的艾滋蔓延已得到有力遏制。为什么中国男同中疾病仍不断蔓延?(5)目前中国政府和社区组织都已开始承担艾滋防治责任,个人是否也应担责?疾病毕竟最终伤害的是个人,应该怎样促进男同个人承担起更多责任?等等等等。有许多问题可以更多评说,立足于反性向歧视的基础上评说。


 

同妻之痛:这场无爱婚姻如何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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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妻之痛:这场无爱婚姻如何收场

                                         《健康报》 李阳和  2016年8月5日
   在我国,有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同妻。这些被同性恋(简称男同)丈夫以欺瞒而带入婚姻殿堂的女性,她们的婚姻生活有哪些困境?在得知真相后,她们将何去何从?她们的权益如何得到维护?在7月30日~31日由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组织召开的“中国男同性恋配偶权益保障研讨会”上,来自医疗界、法学界、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与同妻代表、男同性恋代表及相关公益人士聚集一堂,共同就同妻的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交流、探讨。
    “蹲伏惯了的脊骨,在重重的压迫之下,喊出‘受不了’的呼声”
     31岁的小丁结婚才1年多,有一个半岁多的宝宝。初为人母,她体会到的不是喜悦,更多的是一种身心被撕裂的痛苦。而这份痛苦,源自丈夫同性恋身份的暴露。在近日由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李现红副教授组织召开的“中国男同性恋配偶权益保障研讨会”上,小丁讲述了自己作为同妻(即与男同性恋者缔结婚姻的异性恋性向的女子)的心酸史。和小丁一起现身会议的还有10多位“同妻”姐妹,她们勇敢发声,为的是让社会了解同妻这个群体所遭受的困境,并寻求解决之道。
      和会上其他同妻不同的是,小丁所受的是双重的打击——丈夫不仅是同性恋,还患有艾滋病。去年9月,在小丁生孩子的前一个月,她的丈夫在参加单位组织的献血时被查出是HIV阳性,由此暴露其同性恋身份。在得知真相的一刹那,小丁说自己“简直崩溃了”。孩子出生后,小丁毅然决然地带着宝宝回到了娘家。好在,她自己没有感染上HIV病毒,孩子也还健康。
      背负着“同妻”枷锁的小丁,在家人、朋友面前有苦难言。她于是上网搜寻到了同妻的组织以抱团取暖,才知道还有众多与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姐妹。更为悲摧的是,她们几乎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成为了“同妻”。
      这种以男同欺瞒为开始的婚姻,注定了同妻的夫妻生活难有幸福可言,有的甚至是身心的折磨。来自长沙的小墨戏称自己是“命中率特别高的女人”,结婚5年,和丈夫的性生活不到10次,却成功怀孕两次,生有两个小孩。“小孩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他,因为他从不靠近我,有时我和他坐到一块儿,他立即就会挪开或走掉……”来自青岛的程程长得非常灵秀,可丈夫从不多看她一眼,甚至婚后从没吻过她。更有一位大学女教师,结婚多年仍是处女。来自广州的素素如今已经离婚,回忆起曾遭受前夫的暴力情景,泣不成声。她说,丈夫甚至骑在她身上,抓着她的头直往地上撞。丈夫的冷淡、回避,一度让她们陷入极度的自卑、自我怀疑、自我否认、自我压抑。
       出席会议的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是我国最早关注和研究同性恋现象以及同妻问题的学者之一,他从1995年起开始接受同妻的咨询和求助。近些年,他更是三天两日就会收到同妻寄来的倾诉信件。从这些众多的倾诉中,张北川发现,同妻在谈及自己的丈夫或婚姻时,多数用了“冷”或“冰”这样的字眼。不仅如此,有的男同编造自己患有前列腺疾病的谎话骗同妻,不与妻子有肌肤之亲,有的还以口臭、淫荡、不体谅丈夫等各种借口侮辱同妻,甚至还有的对同妻施暴。
       张北川由此感慨:她们的声音,不仅是“蹲伏惯了的脊骨,在重重的压迫之下,喊出‘受不了’的呼声”(引自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更似冰河下河床里沉埋的嘶喊。这嘶喊,承载着一份沉重使命:把真相告诉社会。
     “男同屈从压力而进入婚姻,势必造成对女性权利的践踏”
       同妻,在我国已然成为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社会群体。据估测,我国现有同妻人数达1400多万人。在短短几十年里,我国为何有如此之多的同妻开始“浮出水面”?张北川分析说,男同由于担心身份暴露会受到社会歧视,加之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压力和传宗接代的压力,80%的人会选择结婚,以异性婚姻来掩饰自己的性取向,并且大部分在婚前不会告知妻子自己的性取向。
       从法律方面而言,四川大学人权法律中心研究员贾平认为,中国的男同进入异性婚姻的法律成本(包括随之而来的社会成本)是很低的。换句话讲,在中国,男同进入异性婚姻,只需承担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异性婚姻义务即可。加之同性婚姻不被承认,这在一定程度增加了男同与异性结婚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男同进入婚姻势必造成对女性权利的践踏”。张北川认为,同妻权利的被侵犯,主要体现在:一是心理、精神伤害,很多同妻患有焦虑、抑郁,严重者甚至有自杀倾向。二是性传播感染及创伤性疾病的发生率增加。同妻群体面临较高的患艾滋病的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2015男性行为传播艾滋病毒例数占新发病例近三成,该人群是艾滋病感染率增长最快的人群。但另一项调查显示,艾滋病病毒阳性的已婚男男性行为者对配偶的阳性告知率不足一半。很多同妻不知道丈夫是同性恋,性生活中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因而容易被传染艾滋病病毒。而且,同妻被传染梅毒的风险也较大。三是被丈夫家暴。长期压抑自己性取向的男同,心理压力更大,也更容易把自己的压力与不满发泄到妻子身上。据2015年最新调查报告:中国1400万以上的同妻,超过九成受过家庭暴力,其中38.7%遭受肢体暴力,15%遭受严重家庭暴力,37.6%遭受家庭冷暴力。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前全国妇联研究所副所长刘伯红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同妻现象是性向不平等下掩盖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更是个人生存发展受到限制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制度不完善的现象。
      “解决同妻问题,应当实行‘双轨制’”
       在今年3月确认了丈夫为男同后,律师出身的安宁果断地拿起了法律武器解决问题——进行诉讼离婚。因为她实在不堪忍受丈夫长期以来对自己的性冷淡和情感冷漠。考虑到毕竟有10年的夫妻之情,也为了顾及孩子,安宁主动提出把房子和车子让给丈夫,以期和平友好离婚。让她始料不及的是,丈夫拒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还对她恶语相向,漫天讨价。这让她的离婚之路走得异常艰难。
       和安宁一样,许多同妻在得知丈夫是同性恋且无法改变后,都想到了离婚。这也是她们求助时多数专家给出的意见。去年12月份在长沙召开的“中国同妻艾滋病易感性、生存质量及其权益保障研讨会”上,10多位出席会议的同妻,有几位接受专家的建议已成功离了婚。
       原本自以为自己是性冷淡、缺乏魅力的素素在摆脱了同妻身份后,重新找回了自信。她说:“虽然还有伤痕留在身上,但我感觉伤口已在愈合。” 尤其是交了新的男朋友后,更让她觉得“一起都是那么美好”。
       但对于已有了孩子的安吉尔来说,离婚之后,生活并不轻松。女儿每天上幼儿园都会哭,每次在她要离开幼儿园时都会说:“妈妈不要走,放学一定要来接我哦!”为了孩子,安吉尔只好跟前夫仍住在一起,假装没离婚。
     “离婚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妻,离婚,这两件事都会造成心理创伤,甚至会让我们感觉被撕裂,为此,我们需要自我成长、自我跨越。”已离婚的小西深有感触地说。尤其是对于一些孩子还小,缺乏经济独立能力的同妻而言,“离婚”更不是一个轻易能做出的选择。
       在同妻中,也不乏一些婚姻生活还比较和谐的。会上,来自山东的同妻青草说,自己丈夫收入不错,还关心、体贴自己,晚上也是和自己相拥而睡。她一度很享受这样的婚姻生活,在发现丈夫是男同之后,她想过要离婚,但丈夫不愿意,而且对她一如既往的好,于是,她放弃了离婚的念头。
      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表示,同妻并不是只有离婚一条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而人性又是十分复杂的,所以,我们要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看待同性恋婚姻。
      张北川则观点鲜明地提出:解决同妻问题,应当实行“双轨制”,即一方面通过揭示同妻生存现状真相、开展相关研究和教育、呼吁完善立法等促进同妻权益保障;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给同性恋群体污名化,兼顾性少数派的权益建设。
      在同妻这个群体看来,要防止她们身上的悲剧,最根本的就是“男同不要结婚”。事实上,这个呼声也得到了一部分男同的响应。早在1994年邱仁宗教授主办的“艾滋病与同性恋研讨会”上,一位终身独身的中国老年男同第一个明确提出:“不婚”是男同生活的一个重大原则。近年,他更是强调:“不伤害一个无辜女性,是男同非常重要的道德责任。”出席此次会议的男同代表也郑重表示:“同志”要主动避免异性婚姻。
       这一主张得到了张北川的赞成。他说:“男同结婚主要是文化压迫的结果。然而目的的某种‘美好’,并不能为手段的恶劣辩护……即便饰满“孝文化”的鲜花,伤害女性的利爪,也很难被誉为美丽。遭遇性向歧视一旦成为伤害女性的正当伦理依据,就辱没了那些坚守自我和良知,拒绝伤害无辜者的男同的高尚和荣光。”(文中同妻名字皆为化名)

      说明:文章链接见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g4OTEwMQ==&mid=2668699419&idx=1&sn=712996dc1e28ffc3c28b833ad852d424&scene=1&srcid=0805A7FQKKABr1lqxw2cpkfZ#rd


 

象牙塔里,放任的自由与隐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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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染艾,是一个特别让人揪心的问题,也凸显了艾滋病防治的严峻形势。在12 月1 日“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我国艾滋病防治以及同性恋问题研究资深专家张北川教授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染艾大学生上,他从自己接触的案例入手,分析了男同大学生染艾的风险,并对如何防控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编者

                                象牙塔里,放任的自由与隐藏的风险
                                                                    张北川

       现象大学生染艾,已不是个案
  “一个人在雪中空旷的操场上一圈一圈漫无目的地走,脸上滑落的不知是泪水还是雪水。”这是10余年前小郑在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毒时写下的一句话。小郑是男同性恋者(男同),当时还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因为对自身性向的困惑、苦闷和压抑,开始和我通信。一年后的冬天,他被校医院告知感染艾滋病病毒,心理几近绝望。
  就在小郑获知自己染艾不久,染艾男同小谭到青岛看望我。小谭从小城市到某一线城市上大学,花花世界使他目眩神迷。从未与人有过性行为的小谭只见了几个男同,并与他们各有过一次性关系,不想却因此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在确认染艾后就医时,小谭意外地看见了第一个和他有性关系的男同。原来那人早就患有艾滋病,小谭得知实情后震惊不已。更让他愧疚的是,他的妈妈得知他的病情后,“病倒了,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天天哭……”
  小郑和小谭是我最早接触的染艾大学生中的两个人,所幸的是,他们在接受专业的帮助后,走出了人生的灰暗地带。尤其是小郑,大学毕业后到了某二线城市的企业工作。数年后,他创立了艾滋病关爱组织,如今作为优秀的专职工作者在帮助众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0年后的今天,男同大学生现象引起更多的关注,近来男同大学生染艾的报道也频频见诸媒体。很多人大惑不解:“好端端的孩子,高中懂事听话、刻苦学习,怎么到大学就变了?”医疗卫生界的某些工作人员往往也不明白:“为什么接受良好教育的青少年,竟成了艾滋病的受害人?”这些疑惑反映出我国民众对于同性恋以及艾滋病的认识还比较落后,甚至存在一些需要澄清的误解。
       分析为什么他们明知有风险,却“偏向险中行”
  其实,同性恋与异性恋都是正常性向,且早已成为科学界的共识。然而,由于同性恋者是少数群体,而我国的性科学宣传教育远远滞后,导致民众对他们有大量偏见。更有人把同性恋者视为染艾的高危人群,使得他们置身于歧视性环境中。从性别角度看,人类性行为主要发生在男女间(异性间)、男男间和女女间,艾滋病毒传播仅限于前两种行为。从全球范围看,全部艾滋病感染者中,75%~85%的人是因为异性间的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男同人群在全部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只占5%~10%。由此可见,导致艾滋病毒传播的是行为,艾滋病没有“眼睛”,不能辨识谁喜欢异性或同性。
  可为什么那么多男同大学生发生问题呢?这与青少年在这一时期的性心理发育有关。男孩的青春期通常始于12岁,15岁进入性活跃期。当普通的青少年出现春心萌动或进入青春期恋爱时,偏爱同性的少年开始为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困惑。但迫于学业的压力(主要是应对中考和高考),以及来自老师的严厉敦促、家长的殷切期待,这些“与众不同”的少年只好在彷徨中压抑自我。这个过程,常常是恐惧与说不清楚的渴望纠缠在一起,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如何正确地认识自我,也没有人指引他顺利走向明天,唯一能给他些许帮助的是互联网上的信息。但那里往往是科学与偏见及淫秽混杂在一起,刺激并搅动着他的春情。终于跨入大学,紧束的笼头陡然放开,加之男女生间的卿卿我我,也让同性恋男生跃跃欲试。这个时候,依然没有人指导他如何前行,他还是会从网上寻找信息,由此知道了男同社区,青春的躁动怂恿着他迈出了试探的脚步……
  那么,为什么男同大学生染艾的现象会比较突出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多性伴,二是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套。虽然,这些大学生对于男同染艾的风险有所了解,但还是“偏向险中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缺乏与同性恋人群交往的经验和掌控能力。他只能通过接触一个个“圈内人”去认识自我、认识社区,以及社区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差异。由于社会上对同性恋人群存在的偏见和歧视,加之没有婚姻制度的支撑,使得男同建立稳定的伴侣关系非常困难,转而选择多性伴关系。安全套在男同大学生中使用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安全套对于这些平日不交女友的男生来说完全显得多余;而在同性交往中,他们往往担心安全套会影响亲密关系的建立和彼此的信任感,也缺乏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协商能力和习惯等。这些诸多因素,增加了男同大学生染艾的可能性。
  此外,需要警惕的是,某个人群一旦坠入社会边缘,就会出现大量越轨乃至违法犯罪问题。在男同社区内,敲诈勒索、非自愿性行为已存在很多年。以哄骗、玩弄涉世未深的学生为乐的不良男同大有人在,他们甚至故意传播艾滋病等疾病。加之目前多种专为男同服务的社交平台和社交软件的出现,使得男同大学生有了隐秘和便捷的交友工具。这些新工具有助于青年摆脱孤独,也带来了疾病蔓延的风险。
       建议多部门联动,创造一个能“相忘于江湖”的包容环境
  大学生染艾,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怎么办?治本之策是多部门联动促进建立包容同性恋这一少数群体的社会氛围。为此,要加强对民众关于性向的科普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教育部门要在青春期早期就开始性健康教育,包括介绍同性恋相关知识,尽早为少数人群创造一种心理支持性环境。当有了一种包容性环境后,同性恋群体就不会因为在现实中的遮掩而试图通过认识“圈内人”满足性取向需求,而是像普通的年轻人一样把主要精力用到学习和发展上。包容环境里的“相忘于江湖”,胜过歧视环境中的“相濡以沫”。
     治标之策是卫生部门与教育部门深度结合,从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角度发声,及时公开疫情,让学生树立风险意识,学会慎重交友,不轻率发生性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有少数青年男同在与人确立关系前,往往先与对方一起去检测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知情后再确定下一步的关系。现在,有一些男同防艾组织在做引导青年知情交友的工作,这都是保障男同健康的有益探索。国内已有不止一项科研报告强调,社会组织在男同社区防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卫生部门与男同防艾组织合作,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还应促进男同防艾组织进校园,支持校方和学生社团反对歧视性向少数学生,在校园内建立理解、尊重、平等和包容的环境。
    另一个需引起重视的是,如何对待染艾男同学生?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泄露染艾隐私属违法行为。染艾男同通常心理相当脆弱,而隐私暴露会引发双重歧视(性向歧视和艾滋歧视)。双重歧视一旦发生,对染艾男同本人可能产生毁灭性影响,对其家人也是一种灾难性打击,并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严重后果。所以,对于染艾大学生的隐私必须严格地加以保护。在此基础上,校方应当重视对染艾学生的关爱,加强对他们的心理疏导。组织心理医生定期给他们进行疏导,以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提高他们坚持抗艾治疗的依从性。此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关爱组织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很多城市已有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组成的关爱组织在为染艾者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学校可为染艾学生与关爱组织“搭桥”,提供“精准服务”,有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作者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说明:本文发表于2016年12月2日《健康报》第6版“心理导刊”专栏。


 

重要更正和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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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更正和致谢

张北川

201548日,我于博客发出专业文献《中国同性爱者、同性性行为者和相关女性群体人口数值估测》(原文载《中国性科学》2015年第24卷第3期第117-121)。一位极认真的读者——这位读者目前是我国在海外学习的女大学生,发现了我们这篇文章中的一个重要的数据错误。这位女大学生的来信见后。由于没有得到她的允许,我在此刊出她给我的来信时,没有披露她的真实姓名和所在学校。

她发现的论文数据错误是“由此推算出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的WSW34465.2万×(2.1%2.9%),即723.8万~999.5万,中间值861.7”。

对这一数据,需要做出重要更正的原文是三处。

1)中文摘要的“性活跃期女女性行为者约816.7万”。

应为“性活跃期女女性行为者约585.9万”。

2)英文摘要的“The number of sexually active WSW was about 8.167 million”。

应为“The number of sexually active WSW was about 5.859 million”。

33.2部分“由此推算出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的WSW34465.2万×(2.1%2.9%),即723.8万~999.5万,中间值861.7万。

应为“由此推算出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的WSW34465.2万×(1.6%1.8%),即551.4万~620.4万,中间值585.9万。

其中“1.6%”和“1.8%”这两个数据是参考潘绥铭、黄盈盈的专著《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第178页和第175页。

我已经对博客中相应的错误进行了更正。由于我是该文的通信作者,因此应当由我承担全部责任,我已致信《中国性科学》编辑部表示深深歉意和请求作出更正。

谨此由衷感谢这位提出论文错误的读者,感谢她对科研认真负责的态度,并在此真诚地祝福这位好女孩在学业上获得更多成绩。

张北川老师:

      您好!

我是一名国内某大学的本科生,现在在柏林一所大学作交换生。在修读的一门中国人权课上,准备向同学们介绍中国的同妻问题,于是在知网上下载了您参与研究撰写的几篇论文。其中,在阅读《中国同性爱者、同性行为者和相关女性群体人口数值估测》这篇论文时,我发现了一些数据上的错误:

      “3.2 女女性行为者人口数值这个部分中写到与同性发生过性行为的女性比例为1.6~1.8%”,而在下文测算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的WSW”人口时,却使用了“2.2 性活跃期男男性行为者数值潘绥铭调查表明,在男性人口中,有与同性性交史的男性人口比例为2.1%~2.9%”——“由此推算出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的WSW34465.2×2.1%~2.9%),即723.8~999.5万,中间值861.7,由此也导致了摘要中的数据错误。不知我是否理解正确?(论文下载时间2016.11.28 柏林时间15:41,论文来源:知网  数据错误已用红色在附件中标出)

      对于您的同妻研究事业我十分理解支持,希望您能继续研究下去,让中国的同性研究和同妻研究助力中国的人权事业!!!

20161128日于德国柏林)


 

2016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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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高耀洁老人八十九岁生日
  张北川说明:今年12月19日,是高耀洁教授89周岁生日。谨以朱学勤教授文章《中国出了个高耀洁》,为如今人在远方的可敬的高耀洁老人庆生。由衷祝愿老人寿比南山!
  同时发出老人一位友好今年11月在纽约为老人拍摄的一张照片,供关心老人近况的朋友们分享。
  朱学勤教授(上海)的文章是高耀洁教授著《我的防艾路》一书序言,该书201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刊出得到朱教授的支持和授权;刊出老人友好拍摄的照片,得到对方的支持和授权。谨此致以深深谢意!

                                            中国出了个高耀洁
                                                          作者:朱学勤

  我与高耀洁相识,是因为与中原有不解之缘。“文革”期间插队去河南,在豫东盐碱地上生活过几年。犹记寒冬腊月,天一亮背起粪箩拾粪,走九里跨过省界,走到过山东曹县地面。后来与高耀洁教授见面,才知道那竟是她出生的地方。我去郑州她家,但见四壁萧瑟,墙上挂着一幅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地上、床上、过道处凡能插脚的地方,堆满了防艾图书和方便食品,等着打包邮寄。听她略带鲁西南口音的豫东方言,与我能说的河南土话同音,于是互称“老家只隔几里地”。
  四十年前,我带着左翼激情去豫东,下乡第一课是请贫苦社员忆苦思甜,老人们说着说着下了道,控诉起1959年“合大伙”(办食堂)饿死人的恐怖岁月,干部连声在底下喊:“下来,下来!”那一声喊,将我的左翼狂热砸得粉碎。高耀洁接着这句话,说了另一个“下来,下来”的故事:
  2001年9月30日,她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疫情,返途中听说某村疫情严重,临时拐弯走进了这个村子。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略带嘶哑:“下来!下来!”循声走进一个门半掩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门询问之际,出来一条大黑狗。这狗骨瘦如柴,叫了一声,返身回屋。她跟着那狗走进屋里,只见梁上垂挂着一根草绳,一个年轻农妇悬梁自尽。尸体脚下,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鼻涕和着眼泪哭喊,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在啃咬。
  “下来,下来!”,显然是那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发出的,他是叫娘“下来”给他喂奶,却只够得到妈妈冰凉的脚后跟,将脚后跟当乳头啃咬。那一天是中秋前夕,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日,中原血殇,以一个孩子的嘶哑叫声在纪念第二天的节日,母与子生离死别!如此悲惨景象,大概只有在毛泽东同样是咏叹血祸的诗词中出现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到两个月,那孩子也死了。
  高耀洁告诉我祸害并不是起源于西方人理解的民众“性解放”。她与我讲了当年田间地头如何采血、卖血的细节,此后她也曾对作家阎连科讲过,后者将其写入小说《丁庄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阎连科的文学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但这一细节却完全是写实:
  一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配种站血站,八八九九,竖一块木牌子,写上几个字,来两个护士和会计,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在庄头,在十字路口上,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再或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把门板架在牛槽上,摆上针头、针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这就开始买血、卖血了。
  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扔的都是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
  (老村长李三仁)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
  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
  他就说:“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子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
  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还怕流这一点儿血。”
  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
  李三仁便拄着镢头又回田里干活了。
  阎连科听高耀洁讲述上述细节,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只是来自鲁迅笔下,来自“鲁镇”、“未庄”系列小说。但鲁迅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想象世间有如此真实景象——人如鸡鸭,“提腿倒血”。这就是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间地头,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东乡亲父老?相比“我爹”、“我叔”、“李三仁”,那祥林嫂、阿Q、小T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正是这些亲眼目睹的悲惨场景,以及那一声声“下来,下来”,给高耀洁弱小的身躯注入顽强动力。她不是第一个把血祸说出来的医生,却是捅出这个消息之后(1996年),连续14年坚持不懈的人。《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中国在2008年有19712所医院。即使以每个医院只有20个医生为计,也至少有40万医生。而这40万人中,为这场血祸站出来说话的只有4个医生,十万分之一;4个医生中只有高耀洁教授面对14年来的艰难险阻,挺到今天。她走过100多个村庄,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足迹遍布豫、冀、鲁、晋、陕、皖、湘、鄂、浙、苏、云、贵、川、粤、桂、沪16个省市。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患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给每一封信回信,没有让任何一个病人失望,这些信件集编为《一万封信》,已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她亲手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她的家每天接待来访的艾滋病患者,多的时候一个月内接待过58位。她自编、自写、自费印刷、自费寄出的防艾读物有130多万册。相伴一生的老伴郭明久医生于2006年4月去世后,她一度情绪低落,我把当月收到的稿费寄给她以致丧礼,她的回信竟是邮寄了几百本防艾宣传册,嘱我在大学生以及社区中分发。她不是没有钱,而是把国际、国内所获的奖金和个人积蓄、稿费、讲课费等总计1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用在了血祸的救助工作上!
  血祸蔓延惊天动地,危及种族血脉。她以八旬老人的孤独肩膀一人扛了起来。2007年,她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取“环球女性领袖奖”,那是她迄今在国际上获得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也是她第一次出国领奖。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乡间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表达自己的钦佩,愿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赡养高耀洁晚年。凭着美国普通民众的直觉,她将高耀洁与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并论,说“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蕾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
  这位素不相识的美国乡间妇人,也许比我们本土知识人士更懂我们这里的“特色”,更知道“特色”下的高耀洁是如何艰难:
  她本身是个残疾人。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期间遭暴打损伤,切除了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在上海,我见她走路有点蹩拐,才发现这位妇产科医学教授竟然是我在豫东民间到处看得见的“大娘脚”——双足缠裹又放过。在参议员办公室,希拉里久久注视这双在西方看不到的脚,无法想象就是这双脚走过中国千里万里,山路、平路、沟沟坎坎,一步一步挨了下来。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候,老伴病倒住院;当她在那里调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时,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期,老伴溘然去世。她是一个母亲,“文革”时儿子受她牵连,13岁曾被判刑关进冤狱,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小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工作,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2007年,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重重地磕响头,跪请母亲不要出国领奖。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没有动摇,她用那双给这个世界接生无数次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此时此刻,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必还有另一幅母与子生离死别的真实画面,声声叫唤“下来,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采血、卖血的气息”,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象的是,艾滋病在西方是“后现代病”,但在中国竟会在不知后现代为何物的前现代农夫、农妇中疯狂蔓延。高耀洁一再辨明,血祸不是因为“后现代”,而是肇始于90年代初“血浆经济”的兴起。她说穿了艾滋病的“特色”,说穿了“后现代”浮表下的“前现代”血写的秘密。
  这一天终于来了。2009年8月9日早晨,我打开电脑,高耀洁发自大洋彼岸的一封电子邮件赫然在目:
  我离开中国,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中原血祸的真相;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合上电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受电击,久久无言。耄耋八旬,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风烛残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83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高耀洁也是知识分子,只是饱受儒家传统教育熏染。第一次与我见面,《诗经》、《论语》,脱口而出,整章背诵。不要说医学专家,即使在我认识的人文学界专业人士中,亦未见如此心诵故国古典者。她也83岁高龄了,这样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见不着了?不再是乡音絮语,不再是《诗经》、《论语》,不再是“老家只隔几里”,而是一去两万里,桴浮于海,我们只能在飞机舷梯下等待她去国还魂之遗骸?
  在丹麦,“皇帝没有穿新衣”,说出这一秘密的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人们世世代代记诵他;在我们,能说出这一秘密的却是一位耄耋老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妇产科医生。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
  我只感到眼前一层层病血淤积,堵至喉,堵至咽,口不能言。想起毛泽东对另一位医生的著名赞誉,略作改动后,表达我对她的崇敬: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离开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对于他的离开,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熟悉“老三篇”的人不难看出,我只改了两个地方,将外国人改为“中国人”,将“来到”、“去世”改为“离开”。我以为,这也是最好的书面推荐,谨以此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推荐:中国出了个高耀洁,她为维护13亿人的血脉做出巨大贡献,她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人类和平的贡献,她理应获此奖,她是这一奖项的最好人选。
                                 2010年12月19日
                                                                                        写于高耀洁八十三寿辰
                                                 
                                                 


 

2017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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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大一男生谈艾滋与性少数群体
                                         秦浩(2016年12月24日)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有药吃着死不了,你不一样,你要好好的。”
     杨杨,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成都男孩,和我道别时,他平静地说道。
     在美国念书的这半年里,我反复想这句话,想回忆当时有什么印象,什么感觉,但是记不起来了。直到杨杨从国内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又恋爱了,说他喜欢的人和自己特别像,性格也像、爱好也像,就连性别也一样,我这才意识到,他感染艾滋是有原因的。以前我从来没有对艾滋感到过害怕,因为我觉得它离我特别远。直到最好的朋友被感染,被排斥、被歧视,我才开始感到害怕。后来杨杨开始肆意挥霍自己的青春,透支他的生命,终于自暴自弃。这件事让我意识到,艾滋在男同群体间的蔓延,绝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在性安全教育问题上,杨杨是中国大学生的缩影,而大学生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十年前张北川教授曾说过,如果没有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间,那么同性恋群体的痛苦和绝望将成为社会解决不了的痼疾。十年后的今天,我眼睁睁看它成为了现实。
  一.“没有任何疑问,没有任何疑问,中国的性教育是失败的、是敷衍的、是懒惰的、是需要反思和改变的。”
  在2013年的10月,作为学校社团联合会副主席的我,希望能在学校创办“两性社团”。我想通过创办社团,这样一个公开的方式,来向同学们传递正确和积极的性知识,并试图为LGBT群体发声。我从学生组织中,抽调了7名能力较强的同学参与社团创办的工作。我们利用国庆假期的时间和周末,完成了社团的策划书。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将策划书递交给学校领导,等待他们的批准。两天后,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拒绝批准,理由是社团的性质太敏感。我们对这样的结果很失望,但是一点也不意外。
  创办社团失败后,我意识到,或许当前的校园环境还不允许我那么直接的去触碰这个话题,我应该更谨慎地处理关于性的话题和内容,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我要创办一个关于“性”的社团。2014年1月的寒假,我再一次组织了之前的7人团队。我们利用寒假的时间,到图书馆开始策划创办学校的第一本校刊。学校一直很鼓励学生创办报纸和杂志,所以我们信心满满。校刊的内容主要围绕校园生活:衣食住行,只有最后一个板块是关于性知识的专栏。我们花了整个寒假的时间来制作第一本校刊,最后的成书我们十分满意。开学后,我带着成书到领导的办公室,得到他们的批准后,我们就可以大量印刷,并在学校售卖了。“除了那篇“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和“彩虹校园”(关于同性恋的文章)的文章必须删掉,其他的都可以通过。”领导严肃地说道。最后,我妥协了,不能让朋友们的心血白费。杂志出版了,我却再一次失败了。
  二.“宽厚不是容忍,宽厚是把你放在我心上,我也像你那样活一遍,我就知道了什么是因果。”
    2015年,我在设计一份关于“同性恋在四川大学的情感问题”的问卷调查表时,我告诉自己:每一个填写表格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不是你的工具。于是,我把“你是否是同性恋”这个问题,改为了“你会称呼你的爱人为先生还是妻子”。我调查过30余位同性恋大学生,询问他们对于大学校园的防艾宣传工作的想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提到,学校搞的宣传工作就是在完成政治任务,没有一点人味,无非就是拉横幅、发宣传册、开会,这些形式就像是在讲大道理,学生们听过就过了,谁会放在心上。2015年的调查让我意识到,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去同情、怜悯,会伤害被调查者的自尊心;任何强制性的行为和措施,都会引起对方的厌恶情绪。那么对于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来说,什么样的宣传方式是他们喜闻乐见的呢?什么样的文化语言,是能够引导他们进行自我思考、自我教育的呢?经过一年的思考,我意识到,有效的宣传必须具备两个大的要素:吸引人并且有深度的内容、易于接触并且覆盖面广的宣传平台。尤其是内容,内容才是主体,唯有创作出符合青年人审美的优质内容,才能有良好的宣传效果,否则再多的宣传工作也只是工业废水,自我安慰罢了。
    2016年2月,我开始启动《少城旧事》项目。《少城旧事》是一部微电影,讲述了一段大学生的爱情故事。在短片里,我们将成都包容和多元的城市文化作为主旨,通过故事和画面,来告诉观众,和谐社会需要包容和多元的价值观。短片制作完成后,我们通过优酷、秒拍、腾讯、新浪等媒体传播出去,让每一个使用互联网的人都能看到。最后,《少城旧事》引起了成都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在微信、QQ空间、知乎等社交媒体上引起大量的讨论。当人们开始讨论,开始思考时,就是他们开始自我教育的时候,而自我教育所取得的效果胜于他人枯燥乏味的说教。
  《少城旧事》项目给我的经验就是:要了解年轻人的审美、爱好和心理,才能生产出有吸引力有价值的内容;生产出优质的内容后,再利用合适的传播平台将内容传播出去。我一直坚信,塑人行易,塑人心难。任何宣传,先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
  三.“今天所做的一切,加起来,就等于未来”
  我的整个家庭,是在父母的努力和执着下,才幸得摆脱了“卑微”,也正是父母的整个奋斗史,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不断鞭策着、激励着我,让我绝不向看似安稳的现状妥协,去努力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美国的这半年,我常常失眠,我会想起小时候和杨杨一起抄作业、踢球的快乐日子,也会为他今后的生活感到担忧。他的父母总有一天会问他,儿子,为什么你不结婚?得了艾滋你要怎么生活?人们欺负你怎么办?这两年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为了回答他父母担心的问题:为什么不结婚?得了艾滋怎么办?到今天,我已经带领我的团队,完成了《少城旧事》城市宣传片项目,并且开始了“熊猫兄弟”公益短片项目(这个项目旨在通过优质的公益短片,来引导小学生及其家长正确地看待性教育问题)。我们如此关注文化和教育,是因为我们坚信,想要改变人们某种固有的观念,文化是最温和的方式。而教育,才是塑造人们内心最好的工具。
  一个社会的希望,就是知识分子和有话语权的人的责任和能力,作为这个时代的大学生,我们理应肩负起让这个国家变好的责任。这个社会固然有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那要怎么改?我们的回答是,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此刻,关于艾滋的大学校园里蔓延的问题、中国性教育缺失的问题、LGBT群体生存空间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再难忽略。作为年轻的大学生,我们深知,唯有清晰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与希望。我的朋友,19岁,因为性安全意识薄弱不懂得保护自己,患了艾滋;成都校园里的男同群体,因为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空间和机会,生理和心理同时受到压抑,或绝望、或麻木。每每我静下心,闭上眼,叩问自己的内心,总有一个声音质问我,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只是一名资质平庸,见识尚浅的大学生,并无周全大局、深刻分析的能力,但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我的感受告诉我,这所谓的问题的根源就在教育,就是文化,就是全社会包容的氛围。是时候做点什么了,也不得不做点什么了,因为今天所做的一切,加起来,就等于未来。
  受张北川爷爷之托,我诚实地写下这些年所做之事,所感所想所悟,一来这是我的责任,我所受教育鞭策我时刻保持谦逊,怀有一颗慈悲善良的心,二来这是我的荣幸,我为此感到骄傲。我深知今天的自己仍年岁尚浅、腹中空空,并无周全考虑、深刻分析的能力和经验,所以文章青涩、见解粗陋,还请读者多加评点、指正。
  张北川说明:2016年10月,尚未满19周岁的小秦浩自美国给我电话,讲年末学校放假,他回国期间希望到青岛看望我。不久,在青岛上大学的小C到了我处。小C是非常善良的女孩,是秦浩的中学同窗,她转我了秦浩的一封长信等,还讲到她眼中的秦浩,和北方学生与成都学生对性小众的不同。12月,秦浩到了青岛。
  与秦浩交谈中,我看到了一个青春期晚期青少年的与众不同。比大多数同龄人早熟,小小的他——我眼中19岁的青少年是些“小孩”,已经对许多事物和自己的未来有了独立想法。他有一位同龄朋友已感染艾滋,他还对成都的性小众(包括女孩和男孩)做过调查,他自己也作为性调查对象参与过有关项目。他正面批评了专业人员设计的调查问卷的语言问题。“把你的想法写出来吧”,我说,于是有了他的文章。我不止一遍细读了他的文章。在当今纷纷指责青少年“性观念开放”以及感染艾滋的聒噪中,秦浩的声音像一股清泉的淙淙水声。
  拿到秦浩文章几天后,我参加了一次会议,主题是研讨大学生的艾滋问题。我问了一位著名专家对秦浩文章的看法,长我数岁的对方给出相当积极的评价。
秦浩文章的题目由我拟定。




 

我想为艾滋病防控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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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我的感受告诉我,这所谓的问题的根源就在教育,就是文化,就是全社会包容的氛围。是时候做点什么了,也不得不做点什么了,因为今天所做的一切,加起来,就等于未来
                                       我想为艾滋病防控做点什么
                                                               四川   秦浩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有药吃着死不了,你不一样,你要好好的。”
  杨杨,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成都男孩,和我道别时,平静地说道。
  在美国念书的这半年里,我反复想这句话,想回忆当时有什么印象,什么感觉,但是记不起来了。直到杨杨从国内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又恋爱了,说他喜欢的人和自己特别像,性格也像、爱好也像,就连性别也一样,我这才意识到,他感染艾滋是有原因的。以前我从来没有对艾滋感到过害怕,因为我觉得它离我特别远,直到最好的朋友被感染,被排斥、被歧视。后来杨杨开始肆意挥霍自己的青春,透支他的生命,终于自暴自弃。这件事让我意识到,艾滋在男同群体间的蔓延,绝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
  在性安全教育问题上,杨杨是中国大学生的缩影,而大学生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10年前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张北川教授曾说过,如果没有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间,那么同性恋群体的痛苦和绝望将成为社会解决不了的痼疾。10年后的今天,我眼睁睁看它成为了现实。
  对这样的结果很失望,但是一点也不意外
  2013年的10月,作为学校社团联合会副主席的我,希望能在学校创办“两性社团”。我想通过创办社团,来向同学们传递正确和积极的性知识,并试图为LGBT(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群体发声。我从学生组织中,抽调了7名能力较强的同学参与社团创办的工作。我们利用国庆假期的时间和周末,完成了社团的策划书。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将策划书递交给学校领导,等待他们的批准。两天后,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拒绝批准,理由是社团的性质太敏感。我们对这样的结果很失望,但是一点也不意外。
  创办社团失败后,我意识到,或许当前的校园环境还不允许我那么直接地去触碰这个话题,我应该更谨慎地处理关于性的话题和内容。2014年1月的寒假,我再一次组织了之前的7人团队。我们利用寒假的时间,到图书馆开始策划创办学校的第一本校刊。校刊的内容主要围绕衣食住行等校园生活展开,只有最后一个板块是关于性知识的专栏。
  我们花了整个寒假的时间来制作第一本校刊,开学后,我带着成书到领导的办公室,得到他们的批准后,我们就可以大量印刷,并在学校售卖了。“除了那篇“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和“彩虹校园”(关于同性恋的文章)的文章必须删掉,其他的都可以通过。”领导严肃地说道。最后,我妥协了,不能让朋友们的心血白费。杂志出版了,我却再一次失败了。
  任何宣传,先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
  2015年,我在设计一份关于“同性恋在四川大学的情感问题”的问卷调查表时,我告诉自己:每一个填写表格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不是你的工具。于是,我把“你是否是同性恋”这个问题,改为了“你会称呼你的爱人为先生还是妻子?”我调查过30余位同性恋大学生,询问他们对于大学校园的防艾宣传工作的想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提到,学校搞的宣传工作就是在完成政治任务,无非就是拉横幅、发宣传册、开会,这些形式就像是在讲大道理,学生们听过就过了,谁会放在心上。
  2015年的调查让我意识到,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去同情、怜悯,会伤害被调查者的自尊心;任何强制性的行为和措施,都会引起对方的厌恶情绪。那么对于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来说,什么样的宣传方式是他们喜闻乐见的呢?什么样的文化语言,是能够引导他们进行自我思考、自我教育的呢?
  经过一年的思考,我意识到,有效的宣传必须具备两个大的要素:吸引人并且有深度的内容、易于接触并且覆盖面广的宣传平台。尤其是内容,内容才是主体,否则再多的宣传工作也只是自我安慰罢了。
  2016年2月,我开始启动《少城旧事》项目。《少城旧事》是一部微电影,讲述了一段大学生的爱情故事。在短片里,我们将成都包容和多元的城市文化作为主旨,通过故事和画面,来告诉观众,和谐社会需要包容和多元的价值观。短片制作完成后,我们通过优酷、秒拍、腾讯、新浪等媒体传播出去。最后,《少城旧事》引起了成都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在微信、QQ空间、知乎等社交媒体上引起大量的讨论。当人们开始讨论,开始思考时,就是他们开始自我教育的时候,而自我教育所取得的效果胜于他人枯燥乏味的说教。
  《少城旧事》项目给我的经验就是:要了解年轻人的审美、爱好和心理,才能生产出有吸引力有价值的内容;生产出优质的内容后,再利用合适的传播平台将内容传播出去。我一直坚信,塑人行易,塑人心难。任何宣传,先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
  想要改变某种固有观念,文化是最温和的方式
  在美国的这半年,我常常失眠,想起小时候和杨杨一起抄作业、踢球的快乐日子,也为他今后的生活感到担忧。他的父母总有一天会问他,儿子,为什么你不结婚?得了艾滋你要怎么生活?人们欺负你怎么办?这两年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为了回答他父母担心的问题:为什么不结婚?得了艾滋怎么办?到今天,我已经带领我的团队,完成了《少城旧事》城市宣传片项目,并且开始了“熊猫兄弟”公益短片项目(这个项目旨在引导小学生及其家长正确地看待性教育)。我们如此关注文化和教育,是因为我们坚信,想要改变人们某种固有的观念,文化是最温和的方式。而教育,才是塑造人们内心最好的工具。
  一个社会的希望,就是知识分子和有话语权的人的责任和能力,作为这个时代的大学生,我们理应肩负起让这个国家变好的责任。这个社会固然有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那要怎么改?我们的回答是,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
  此刻,关于艾滋在大学校园蔓延的问题、中国性教育缺失的问题、LGBT群体生存空间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再难忽略。作为年轻的大学生,我深知,唯有清晰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与希望。
  我的朋友,19岁,因为性安全意识薄弱不懂得保护自己,患了艾滋;成都校园里的男同群体,因为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空间和机会,生理和心理同时受到压抑,或绝望、或麻木。
  每每我静下心,闭上眼,叩问自己的内心,总有一个声音质问我,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只是一名资质平庸,见识尚浅的大学生,并无周全大局、深刻分析的能力,但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我的感受告诉我,这所谓的问题的根源就在教育,就是文化,就是全社会包容的氛围。是时候做点什么了,也不得不做点什么了,因为今天所做的一切,加起来,就等于未来。
      说明:2017年1月16日,我在博客中发表了作者为秦浩的文章《一位大一男生谈艾滋与性少数群体》。2月17日,《健康报》把秦浩文章以《我想为艾滋病防控做点什么》为题刊出。(《健康报》刊出时,对该文极个别处做了修改)以上是《健康报》刊出的文章。



 

一切都回不去了!一个男同艾滋病大学生的生活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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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回不去了!一个男同艾滋病大学生的生活与困境
                                               健康时报   2017-03-08 17:52  
         http://app.jksb.com.cn/staticPage/commonMessage/5846.htm?transmitEnv=qq
      (健康时报记者 徐瑶 徐婷婷)都到了嘴边,杨光还是狠狠地把话给咽了回去。自己一直都是母亲的骄傲,班里唯一考入北京的学生,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级奖学金,还当选了学生会部长。可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连后悔的机会也没有。”
       每天晚上九点半是杨光的吃药时间,三种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一种都不能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杨光提前准备了一周的药,先拿卫生纸把药团起来,再拿胶带缠住,放进一个透明的袋子,藏在衣服里,每晚躲在房间里偷偷吃。
       可能是自己的一些奇怪举动还让妈妈察觉到了,过完年的回程火车上,杨光收到母亲略带哭腔的微信语音:“儿子,你有啥病一定要跟妈说,大不了咱们好好治。”
       听完微信,杨光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拳头用力抵住心脏的位置,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如果没被感染,未来肯定不一样
        2015年9月的这天是杨光人生的分水岭,隐匿在他体内的艾滋病毒被发现了。“出结果的那天晚上,一个人在校园里一圈一圈漫无目地走着,感觉再也看不见未来了。”那时的杨光是一名大三学生。
       从小到大,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杨光都是标准的好学生。国家“211工程”重点院校、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级奖学金、当选学生会部长……杨光身上,有很多耀眼的光芒。
       然而,有件事却让他纠结不已。从大一开始,身边的同学陆续都有了女朋友,杨光也试着跟女孩相处,但他只感觉到别扭。这件事甚至一度让他自卑,怀疑自己不正常。
       纠结了一年,杨光才渐渐在内心承认了自己——同性恋。他搜集资料,了解到同性恋与异性恋都是正常性向,同时也了解到,男男性行为是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行为。
       这些理论知识,杨光都知晓了。可是,在一次约会中,意外还是发生了。大三上学期,通过一个同性恋交友软件,杨光和一位聊得来的男生私下见面,很快发生了性关系。虽然杨光一直要求对方做好保护措施,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中途对方取下了安全套。
就是那一次,杨光被感染了。
      那年暑假,杨光上吐下泻,高烧不退,检查怀疑是急性肠胃炎。输液一周,症状虽然有缓解,但没好彻底。独自去一家服务“同志”的公益检测室做检查,结果是“两道杠”,“当时心里就清楚,基本上就是HIV了。”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中直言不讳:“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些地方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
       之后,全国各地不断报出青年艾滋感染情况。在北京,2016年15~24岁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数增幅超过了艾滋病整体增幅。上海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男性为主,有1794例,其中18~24岁年龄段占1/4。湖北累计有139所学校的537名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
       杨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如果我没被感染,我的未来一定是另一番结果。可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连后悔的机会也没有。”
       自由的大学生活,暗藏的风险
       知识都懂,可还是被感染了,为什么?
       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34个城市的高校本科生的摸底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7.1%接受婚前性行为。
       健康时报记者近日在北京一些高校随机采访发现,很多学生都知道艾滋病相关知识,但都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大学给人的感觉就是自由,同时又很安全,”杨光说。而这样的自由和安全背后,却隐藏着风险。
     “没有人告诉你,艾滋病离你有多近;没有人告诉你,在交往中应该如何保护自己;没有人告诉你,一旦感染了,该怎么办。”杨光回忆,初中生物课讲男女生殖器构造,老师只是照着课本念一遍。高中时讲精子和卵子如何结合形成受精卵,也仅停留在生物课的层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教育课。
       大学里有时会举办艾滋病讲座,真正认真听的没几个人。“去听的人,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发生高危性行为,还有些同学仅仅只是为了获得学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曾表示,中国目前约3亿在校青少年学生,每年有2000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开展学校防艾和性健康教育,意义重大,任务艰巨。
       大学生处在青春期迈向成人社会的十字路口,脱离了家长的约束。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说,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生理也在逐渐成熟。可学生们不懂的是,更大的自由确实可能带来更大的快乐,但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
       正确的性教育缺课,错误扭曲的信息就会入侵。杨光说,“A片”才是他的性教育老师,高中时宿舍里的男生偷偷看从互联网上下载的成人电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说,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青少年了解性知识,更多是通过网络。
红石榴公益组织木木经常会在个人微博上动员一些有高危性行为的学生尽早去做检测。这些年,他服务过不少大学生感染者。最深刻的感受是,“这些孩子太稚嫩了,稚嫩的同时又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在没被感染之前,总是怀着侥幸的心理,为了一时快感铤而走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曾建议,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扩大防艾知识宣传面,比如,在一些游戏设置弹出框,介绍防艾知识。
      每年艾滋病日,是最不愿意打开手机的一天
      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杨光感受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压力,这种压力是无形的。
      为了不让室友发现,杨光把药瓶藏在衣柜里,把柜子上了锁。每天晚上到点,趁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假装喝水,很快把药吃下去。
      “我们宿舍的关系很好,我知道只要我的血液不沾到他们,就不会有问题,但我绝不敢告诉他们,”杨光说。
       也不敢告诉妈妈。“母亲是很要强的人,我怕她接受不了,我一直是她的骄傲,”杨光说。如果公开性取向和病情,不仅是自己,父母也会受到周遭的压力甚至歧视,这个社会对于艾滋病的正确认知仍然很欠缺。
       小时候,杨光就在老家听到过传言,说有人得了艾滋病,见人就砍,把自己的血溅到别人的伤口上,由此传染艾滋病病毒。这些荒谬的传言,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对于艾滋的认知。
      一位大学生感染者说,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天,是艾滋感染者最不愿意打开手机的一天。很多人都在制造恐慌,很少有人谈HIV是什么,而是去质疑,为什么他们会感染,为什么没有好好保护自己。还有人在文章下留言,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
     “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尊重那些同样肩负着未来的少数孩子的生命呢?”张北川认为,教育应该细化在根上,这个“根”就是反歧视,但目前这样的工作在中国还未真正开展。不仅仅是针对学生,对家长和社会的教育更应加强。
       性教育,是预防艾滋最好的疫苗
       杨光在日记本中曾写下这样一句话:走出校门的那一刻,青春便不在。趁青春,把握剩下的两年时光。那是2014年3月,他还是一个没有被艾滋病毒打扰的青年,对于未来,他有着太多憧憬和希望。
       但如今,病毒影响着他的生活。和其他学生一样,面临就业选择,是否留京。和其他学生不一样的是,他必须首先考虑自己的病,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不适合做什么。
       最后,他选择了一份时间相对灵活的工作,这样可以不用请假去医院定期检查。他很想回到父母身边,但他说要等混好了,再回去。
       杨光的经历并非个案。在各类大学生艾滋病交流群中,记者看到太多的“杨光们”。杨光说希望通过他的故事,让社会了解到学生性教育的重要性,让以后和他一样的孩子,不会再遭遇类似的事情。
       近些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一直建议,将“性教育”写入教学大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性教育课程的真正落实。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更是建议,制定《艾滋病防治法》,要注意艾滋病不仅是入侵大学校园,更逐步向高中生、初中生蔓延,感染人群日趋低龄化。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中也提出,对于青年学生等重点人群,应当强化艾滋病感染风险及道德法治教育,避免和减少易感染艾滋病行为。
       目前国内已有地方开始重视学校性教育。例如,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通过募集社会资金,向全国53个地区的大中小学幼儿园援建了805所“青爱小屋”,帮助学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性健康、心理健康教育。“青爱工程”在云南省盈江县负责人杨春艳花了三年半的时间,让教育部门重视性教育,并将其纳入教学计划。现在,盈江县所有学校每周有固定的性教育课时,跟其他课程一样被纳入考核中,杨春艳说“对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我们就会讲艾滋病的知识。初中阶段我们会讲性别认同,告诉孩子们同性恋也是正常的。”
       教育部门的重视、多部门的协作、全社会的支持,对于青年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绝非空话。
现在,杨光渐渐学会与疾病坦然相处,他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保持合理的作息,平衡的膳食,积极的心态。最重要的是,这个疾病让他重新学会哭泣。不管是看感动的电影,还是听熟悉的歌,他都会从心里面鼻子一酸。
       杨光说,“如果有一天,社会能真正接纳同性恋,正视艾滋病,我会找一个爱的人,带他回家。”
       ■后记:青年学生成艾滋病重点人群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艾滋病情增长迅速。
       2017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计划中指出,当下青年学生感染人数增加较快,已成为受艾滋病影响的重点人群。
      一份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57.5万,学生占1.6%。其中,65%的学生感染艾滋病毒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占到96%,其中男男同性传播占到57%。
       健康时报记者在北京某高校随机采访,大学生们眼中的艾滋病,看完以后沉默了。


 

不要欺辱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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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欺辱我们的孩子!
                                 ——兼谈男同学生染艾原因与我们面对的挑战
                                                               张北川
  新闻说高校发现很多大学生感染HIV,绝大多数是男男性传播,一些人已经因病死亡;专家讲这是因为学生“性观念开放、随意”。专家说法对吗?应当怎么办?
  一、关于专家说法
  我国仅2015年一年,就报告了3000多位在校青少年学生确认艾滋阳性(未成年的中学生约占1/8),其中大多是喜欢同性的的男生(男同)。估计连同前两年和2016年报告的在校学生染艾者,其总数已近万人或更多。可以断定,他们之中不少人艾滋已经发作,因病去世及自杀身死者也有一批人。我们的社会似乎又到了这样的节点:艾滋必须死一批人,才能有些关注。
  大中学校男同学生面对的严峻形势,是个沉甸甸的话题,让人痛心。且不说那些青少年男学得知自己染艾时的惊恐,且不说发病同学身心备受折磨,且不说处于疾病终末期的孩子的渴求生命的眼神和挣扎,他们的父母怕是终生难以安睡了,一想到自家孩子就会痛彻心扉。身为医生如我,想到这现实便感到悲愤。
  我无法同意那些专家说法,那类说法太过轻率,以致显得轻飘、轻巧和轻佻。我为生活在艾滋阴影中的青少年男同忧虑,为某些医界同行羞愧,并为这社会感到心寒!亚当·斯密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开首论及“同情”,认为它与“慈悲”几乎是同义词。休谟认为,“广泛的同情是道德感的基础”,“同情是人性中一个很强的原则……同情产生了由人为的德所带来的道德感。”现代科研发现,灵长类(如猩猩等)和许多非灵长类动物(如狗)具有同情心。医学原本是最强调“仁”,最强调关爱之心的,但我们的某些专家却那么冷漠!
  不要欺辱我们的孩子!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害!无论性向如何,这些青少年很大程度上都还是孩子,是我们社会的孩子。我反对向青少年男同泼污水(我国已有13岁的孩子因同性性行为染艾)。这些孩子是疾病的受害人,板子不应当打在他们身上。只要略知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只要读读社会心理学大家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就会明白很多青少年男同染艾的个中道理。向染艾的孩子们伤口上撒盐,是学界和学术无能,更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们应当小心避免“平庸的恶”,不能把主要责任推到没有话语权的孩子身上。说男同学生“性观念开放”才染病,这是一种隐喻,是暗示孩子们咎由自取。这类说法涉嫌艾滋歧视、性向歧视和年龄歧视。我们的青少年,特别是属于性小众的青少年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指责这样的弱势群体太不公正!
  二、男同学生染艾原因
  许多人大惑不解:“男同学生往往有知识,知道用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可为什么知识与行为分离?”青少年男同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染艾,至少涉及三类原因。
  第一类原因是社会变迁,包括民众对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容忍度大幅提升,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和多种社交工具的出现等。这类因素“缩短”了男同社区内的人际距离,包括艾滋病毒传播的人际“距离”。
  第二类原因与年龄有关,包括性生理的成熟,大学与中学生活和学习环境的显著不同,青少年社群亚文化的影响(如青少年对父母一辈主流文化的反叛和批判等),面向大众与性小众的性科学教育严重缺乏,青少年在社区内的交往中缺少足以保护自己的协商权力和能力等。
  我们的青少年男同通常不知道关键信息。他们不知道大量携带艾滋病毒的人并不自知,自己接触的人可能就是如此,病毒近在咫尺;他们只知道社交软件能够提供心理支持,带来朋友和性的快乐,却不知道它同样能缩短病毒到自己身体内的距离;他们只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人欺凌弱势,却不知道对青少年而言,男同江湖风波险恶,不仅有坑蒙拐骗的坏人,还有许多人恶意传播疾病,如果问那种人为什么故意把艾滋传染给你,他会死盯着你,恶狠狠地说“我就是想这样!”;他们可能知道药物能够一定程度上控制艾滋病毒“繁殖”,却不知道还有耐药的艾滋病毒在男同中流行;他们不知道现今男同社区毒品泛滥,自己使用的rush、“零号胶囊”也是毒品,都可能致死,国内已有青年男同死于rush,有的城市几年前就有不止一个青年男同死于“零号胶囊”,他们还不知道“性+毒品”会加速艾滋传播……青少年男同有太多太多的不知道!没有人及时向他们预警:更大的自由可能带来更大快乐,但也伴随着更大风险。
  此外,青少年学生对持有安全套常常心存顾忌。在我国传统文化里,携带和保存安全套,通常提示当事人“性乱”,可能是“流氓”。安全套会“破坏安全”。在“反性主义”文化环境中,要引导青少年男同“勇敢”防艾,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三类原因是男同社区文化的影响,如普遍的多性伴生活方式。有必要指出,如果没有社会道德和法律等对男女专一伴侣关系的支持与保护、制约,一般男子也必然多性伴,同样易染艾。应当指出男同染艾概率高这一客观事实,但绝不能回避首先是社会歧视破坏了男男间建立固定伴侣关系的基础这一现实。同时,个性/性格及既往经历,侥幸心理,性行为习惯,对生命及性和科学的认识,社区内某些避免疾病传播的行为常被拒绝等,也起到一定作用。
  


 

张北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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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北川的话
  1 对所有人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想一想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公正和自由这几个词的伟大意义,在实践中时时想到。
  2 对同妻姐妹的呼吁
  (1)希望同妻姐妹们选择合适的时候及时走出目前的婚姻陷阱。不要过多地担心孩子,在一个父母之间不仅缺乏真诚的爱,甚至经常发生严重伤害的家庭中,孩子受到的摧残更严重。最近一位同妻走出了婚姻,多次看到妈妈受伤害的女儿(是小学生)对她说:“恭喜妈妈!”而之前,她的那么小的女儿就满怀同情地向她讲,希望她离婚。
  (2)长期生活在极端压抑的环境中,许多同妻出现抑郁症状,真切地感到自己的生命缺少意义,甚至出现强烈自杀念头,乃至自杀未遂行为。一旦发生这些情况,应该及时就医,就医时把生活真相讲出,让专家帮助自己。
  (3)早在1993年,我国就发现了已婚男同把艾滋病传播给妻子的个案。这种情况目前在全国不断发生。在个别家庭,艾滋病甚至传染给了年幼的孩子。特别希望大家在知道丈夫是男同或怀疑丈夫是男同时积极检测艾滋,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也是保护了自己的孩子。另外,我们一组专家(其中有中南大学的李现红博士)所做的科研发现,相当高比例的同妻患有性病,性病有时也会引起相当严重的后果。希望同妻姐妹们及时检查及时诊治性病。
  (4)李现红博士2008年开始帮助同妻,目前她正在开展同妻研究,特别希望大家积极支持科学界。同妻们参与科研表面上是有利于科学研究,真实的后果是会帮助到更多同妻。许多非常善良的同妻讲不希望有更多女孩成为同妻,这就需要大家参与科研来提供帮助了。有意参与李现红博士的科研调查的,可以直接打开这个链接进行问卷填写:
http://www.sojump.com/m/7090004.aspx;或进入“长沙研讨会”QQ群(群号:535927046),里面会有专门人员指导问卷填写和发放补助。另外,有一个“浪漫转身同妻”QQ群(群号:17466009),你若进到那里也会听到更多同妻的声音,并得到帮助。
  3 对男同朋友的呼吁
  (1)对未婚男同的话
  希望大家能正确认识自我,知道自己是正常人,喜欢同性不是错误。强调同性之爱是错误这流行说法,属落后认识。希望你们坚决抵制进入传统婚姻。我自己的老师,现年已80多岁的秦士德教授近年讲:“男同拒绝进入传统婚姻,是一种道德责任。”希望你们认真想想秦老师的说法,也想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
  (2)对已婚男同的话
  我有些很好的男同朋友也在婚内。我知道很多已婚的朋友进入婚姻是身不由己,是因为亲长的强烈要求,是因为这社会的严重问题。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善待妻子,选择合适的时候尽早走出婚姻,而在离异的时候尊重妻子的愿望。
  (3)关于艾滋
  目前艾滋正在男同群体中猖獗传播。我已经许多次痛心地听说熟人感染了,还有关系良好的熟人因艾滋去世。我特别希望大家更多地关心艾滋,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庭。大家一定要知道,目前在男同社区里有一些坏人在故意传播艾滋!同时,大家务必要消除对艾滋阳性朋友的恐惧和歧视,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抗击艾滋。
  4 对异性恋朋友的呼吁
  在同妻生存真相公开后,一些异性恋朋友攻击男同。这攻击是错误的。有许多男同朋友顶住各方面压力拒绝婚姻。不仅如此,大家一定要知道人们的结婚行为,某种程度上是受到社会之手操纵。希望大家和我一起认真地反对因性向与众不同而歧视同性之爱的落后现状,希望大家学会尊重和理解性向与自己不同的人们。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尊重其他成员,就是尊重自己!
  说明:2016年4月9日,腾讯新闻中心的午间节目里播出了对同妻现象的讨论,其间插入了我的一些认识。具体见上。

 

阿群致中学时代母校学弟学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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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群致中学时代母校学弟学妹
   张北川说明:2007年,有位还在上高中的男同被确认感染艾滋向我咨询。那是我初次因此类问题接受中学生咨询。5、6年前,某三线城市男同抗艾组织负责人告诉我,他所在城市男同中有个坏人,他知道自己感染艾滋后,故意把病毒传染给一个初中男孩。很有正义感的组织负责人和他的组织,为了阻止坏人继续作恶,通过多种途径公开了坏人的一些信息。坏人呆不下去了,跑到某一线城市,通过互联网交友平台“钓人”,继续恶意传播。
    近两三年我多次听说初中男孩被传播艾滋的消息,还从纸媒读到广东有个13岁男孩被成年男子传播艾滋。2016年初夏,我知道了某大城市一个艾滋阳性的犯罪分子,通过性侵把病毒传播给不止一个小学高年级男生。之后不久我陪同马丁先生等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人士和英国艾滋病防治专家到武汉,看望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桂老师的艾滋病门诊当时已接诊了当地180例大学生艾滋阳性者,其中多数是男同。桂老师还讲,距武汉不远处有个佛寺,寺庙里有个僧人是艾滋阳性者,这个阳性者曾择机对一个16岁中学男孩性侵,把疾病传播给了对方。桂老师说,当地卫生部门向公安机关报告,结果是少年的家长觉得“丢人”,公安机关无法立案……听桂老师讲这件事,我想,大众社会需要重塑对性小众的性文明,性小众也应当同步建设一种符合当代文明的行为规范。
  在发达国家,自知艾滋阳性者在未告知前提下,不加防护地与异性或同性发生性行为,都会被法律严惩;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无论未成年人是否“自愿”),也都是重罪;至于艾滋阳性的成年人以传播病毒为目的,性侵未成年人,更是罪上加罪。非常遗憾,作为距“法治天下”还相当遥远的我国,法制仍极不完善。要改变现状,除促进法制进步外,很重要的是通过推进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性教育,积极预防伤害。然而,性教育是“泊来品”,在卫道主义者和大量“×粉”眼中,是“西化”。可现实就在眼前,怎么办?施教的人们应当先受教育,接受有现代意识的青少年们的教育。
   数日前又有中学生向我咨询,说自己“约炮”了,之后想到艾滋,很恐慌。和这位少年一再通信期间,我想起大学生阿群。2015年春,某省一重点中学的高二女孩给我电话,说她们的学生社团正策划一次防艾宣传和反歧视活动,希望得到帮助。她详细介绍了自己学校的情况,并讲同学们经过认真讨论后决定开展这项活动,对此学校的中国老师全都反对,而外教老师一致支持。这个女孩所在城市是阿群中学读书的城市,我由此想起阿群。很巧,问过后知道这所学校正是阿群的母校。我于是请阿群向他的学弟学妹们讲讲自己有关防艾和性教育的感受。阿群就此写了以下长信。
  我是阿群。你们的学校是我的母校,几年前我从那里毕业。从张北川教授那里知道了你们所做的努力,很令我鼓舞。同时,能有机会给你们和阔别已久的母校写封信,谈谈我对母校的回忆,对艾滋、性等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很开心。
  在我的回忆里,母校有种隐隐的压抑。中学的我常常在不断刷题中度过,与同学们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很少。当时一门心思刷分,希望能冲击名校。现在想,那时的我们很少体味生活,没有多读些课外书,算是一种遗憾。我现在偶尔还和中学同学联系,回想起来,大家都有类似体会。所以,看到你们能够在课余组织对自己和周围同学都很有益处的活动,我很开心。
  我上大学后了解了些关于艾滋的知识。记得去年,我们学校向全校同学做了一期有关艾滋的公益讲座,邀请我校某位山东同学的母亲演讲。那位阿姨在济南市艾滋防治机构工作。她讲,相关机构的数据表明,目前大学生已经成为青年中的艾滋高发人群。同时,前段时间在网络社区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看待“浙江宁波30多例在校学生感染艾滋,多为男男传播”?》的讨论,结合张北川教授给你们的数据——青年学生患艾滋的占总青年人群的比例上升的幅度高于其他人群,不得不说学生群体很需要关注艾滋话题。
  张教授给了我你们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出你们对艾滋感染者的关注。我想,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防比治更重要。谈到艾滋就不得不谈性,然而目前中国性教育普遍缺失,我们需要很多其他途经进行探索,比如类似你和同学们组织这样的活动来推动。性是很美好的,然而即使现在谈论性比以往轻松些,我们大多也是自己摸索,而且学生对待性的态度差别很大。我的同学中有位来自河南的女生,我们讨论过婚前性行为。她并没有被“贞操”等落后腐朽观念所束缚。(当然,她也洁身自好,与男友的关系发展到合适阶段时才有性行为)与她谈话可以看出她与男友的感情生活、性生活非常和谐,他们对性的认识比较全面,他们之间的性行为非常安全。另一方面,性教育缺失带来困扰阻碍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我与一位来自湖北的女生聊到感情时,她避不谈性,认为性是羞耻的,她与男友最亲密的行为止于亲吻。从与她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她对性行为,特别是安全性行为了解甚少,更不用说对艾滋病的了解之少了。记得当年我读高三时,班上两位成绩优秀并担任学生干部的同学发生了性关系,那位女生事后后悔恐惧,告诉了我和另一位同学。她虽然掌握了基本的避孕常识,但对性行为没有正确的认识导致心理发生很大波动。那时正值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一模),她的成绩有较大波动,后来才慢慢平稳。她高考成绩自己不太满意(较高三初名次滑落),所幸还是去到了一所不错的985高校。这也足以反映出我们的性教育有多失败。
  我父亲是医务工作者,我初中时就要求父亲讲解如何戴安全套,然而平时开明的父亲只回答了一句:“到该用时自然就会了”。当时我还有个疑惑——安全套是否可以保证百分百安全?由于中学学习生活节奏紧凑,我没查阅资料,这个疑惑自然也没人为我解答。直到上了大学我才知道,即使是戴安全套的性行为,也不是百分百安全。后来我还了解到,对于性交,从安全角度说,阴道性交>口交>肛交。这也就是说,对于性行为以口交和肛交两者为主的(男)同性恋人群,他们更不安全,更容易感染,男同是艾滋的高发人群。
  张北川教授与你们通信中提及我是男同。在我们90后及更年轻的一代人中,gay或基(已经少有前些年的讽刺意味)这个称呼更流行。近年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同性恋人群因此也更多暴露在人们视野中。相比于我们的父母和上一代人,我们这代人谈及同性恋也没那么多的恐惧和顾虑,但公众仍然抱有很多恐惧、偏见、歧视。我初中时察觉了自己的性向,由于不能很好地认同,我与同学们探讨过。出乎我意料,几乎所有听我表明性向的同学都很平静地接受了我。而在母校读书的几年,我完全隐藏了性向,直到高三,我向我的同桌表明性向。时隔一年,同桌说:“当初你向我表明的那一刻,我的脑子是懵的。我接受不太了,后面的谈话都是我在应付。”当年在高中课堂上,有位老师时不时提及同性恋这一性少数人群,他的口气往往是戏谑的、轻蔑、不屑和调侃。记得他讲过一个故事,结尾的话是:“你不会是同性恋吧?”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讲过的所有有关同性恋的话,常常以收获同学们的笑收场,都有嘲讽和戏谑意味。这时的我也笑,却是苦笑。我常想说,老师,你可知道你开这些玩笑时,下面坐着的童鞋中,不止一人就是你戏谑的对象?我们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约2%—5%的成年男性是同性恋者,2%—3%的成年女性是同性恋者。母校一个有2000人的年级中,可以估计出大约多少人喜欢同性,对同性产生好感的同学比例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你我隔壁和同楼的班级,都有爱同性的同学,你我身边,那些绿茵场上奔跑、踢球的同学,一起排队打饭的同学,下课孜孜不倦问老师问题的同学,在走廊上踢毽子打羽球的同学,校园来来往往的同学,所有这些可爱的身影中,都可能存在一个心怀美好感情但与多数人有着微小差别的人。然而这样的情愫常常不能顺畅表达。我高中毕业即将迈入大学门槛时,冲动地向父母表明了性向,我吃惊但又在意料之中的是,我父母非常排斥。他们勒令我“改正”,不要成为社会“渣滓”。除了爱的是同性,我从小到大是他们宠爱的对象。我的成绩很好,可以进入中国顶尖的大学学习,我曾在全校师生面前演讲,曾在全国竞赛中获得奖项,我从小通乐器和绘画,带给人们很多欢乐。但仅仅因为我喜欢的人的性别,我成了父母眼中的“变态”,老师嘴里的“玩笑”。表白性向之后我与父亲产生了激烈争执,都受了伤。出于愤怒和委屈,我离家出走好几天,最终父母以撕毁录取通知书作威胁要我回家,进行“谈判”。自然,双方未能达成共识,我的性向这话题后来在家中被封杀,禁止提及。
  从中学到大学,我身边有很多爱同性的同学。上大学后,这几年我陆续了解到就在我同班(45人)中,有两位男同和一位女同。不管是与我身边的同志朋友聊天还是在一些交友网站,都可以看到男同的性行为较活跃,很多人性伴侣不固定。我的一位在某大学读书的学姐结识的一位男同曾向她炫耀,一个月他累积有24个性伴侣。很难想象这样多数量的性伴侣,如何能保证性行为安全。性伴侣数量越多,性行为的不安全性越高,据我所知,这也是艾滋传播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目前大社会环境中,大众对性少数人群不够了解,这个话题不能很好谈论,男同社会压力大,只有较少人能勇敢公开,将自己的伴侣融入自己的社交圈、亲友圈(这对形成稳定的亲密关系非常重要),大部分同志常处于一种疏离感、焦虑感中,甚至把同性爱生活跟其他社交生活分离开来在“地下”展开。同时,对性少数人群的谈论不够明朗也导致很多其他社会问题,比如“同妻”现象。这不仅导致性少数人群不幸,也导致了异性恋者和整个社会的不幸。
  再者,不得不说的是,很多人一提起同性恋就联想起艾滋,甚至把两者等同。在我向父母袒露性向时,他们也常以“艾”之名劝诫我。在我看来,这是性教育缺失和对性少数人群的歧视、偏见带来的影响之一。如果我们能有更加合理的渠道、更加轻松的环境谈情说“艾”,或许不安全性行为就会少些。如果我们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倾听同性爱者的声音,了解这个群体,许多同性恋男孩女孩(特别是男孩,女同的性行为不易感染疾病)或许并不会那么压抑,也能更加顺利地认同自我,从而发展出更健康积极公开的亲密关系,降低高危性行为发生的概率,不再会有那么多人把爱和性分割开来,或是因为其他的顾虑不敢去爱、不能去爱,进而只在性刺激中寻找乐趣,甚至是以累计性伴侣数量为傲,男同当中的艾滋感染率也并不会像现在这样高。
  我想,我谈到的内容已经很多了,非常希望你们能够通过各个渠道去扩大对艾滋、性等问题的了解,这对每个人,不论是爱同性还是爱异性的同学,都非常有益。因为这些事情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就在我们身边。
       希望这个世界上不管是爱异性还是爱同性的人,不管是健康的还是患病的人,都能够被接纳,被温柔相待,也希望你们能把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谢谢!


 

呼吁:男同和同妻积极接种“宫颈癌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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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吁:男同和同妻积极接种“宫颈癌疫苗”
                                                                  张北川
  1980年代初,性病(性传播疾病、性传播感染)在我国少见。有位患肛周巨大型尖锐湿疣的中年男子,到我工作的皮肤科(皮肤性病科)就医。科室老主任让全科医生看过那位病人。多年后,我才想到那个男子极可能是男同,也知道了他的尖锐湿疣可能会发展成肛门癌。
  1990年前后写作《同性爱》期间,我看到多篇文献指出,男同中肛门癌高发,并介绍肛门癌、尖锐湿疣和人乳头瘤病毒(HPV)间的关系。我因此在书中写了有关内容。
  1990年代,我国的《性病诊治手册》和美国的《性传播感染诊治指南》,都详细介绍了导致尖锐湿疣的HPV的分型,更有许多文献谈及HPV的HPV16、18型等具有高致癌性,而这几型HPV是男同肛门癌的元凶。
  2010年代初,某一线城市有位同妻多次向我咨询。她刚刚离异,妇科检查发现宫颈黏膜有癌前期病变,深入检查确诊是HPV16、18型引起。她讲,她只和前夫一个男子有过性关系。不久,她不得不做了手术。
  近日专门针对HPV16、18型研制的“宫颈癌疫苗”在我国上市。它可以预防HPV16、18型导致的尖锐湿疣,特别是宫颈癌。根据作用原理,这种疫苗应当同样可以用于预防男同等男男性行为者由于HPV16、18型引起的尖锐湿疣,以及这类病毒导致的肛门癌。是不是这样?是否应当向男男性行为者和同妻们都推荐这种疫苗?我说不透。
  中山大学公卫学院邹华春教授的科研主要针对HPV。我和邹教授相识,去年还在我国艾滋病防治学术会议上见过。我就此请教了他。以下是邹华春教授复信:
  应当向所有男同等男男性行为者推荐HPV疫苗。最近7年多时间里,我一直研究HPV在该群体中的自然史。2010-2014年,我在澳大利亚做了对200名16-20岁男男性行为者的HPV自然史研究,论文在《柳叶刀·传染病杂志》等杂志发表。当今的国际医界认为,HPV在各个年龄组男男性行为者中感染率普遍较高;而在异性恋男子,这种感染率随着年龄增加而显著减少。应该说,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所有男男性行为者均应接种HPV疫苗。
  我参与的HPV疫苗注射策略数学模型发现,青年男同等男男性行为者接种HPV疫苗,成本效益很好。英国疫苗委员会(JCVI)也推荐在45岁以下的男男性行为者及所有感染HIV的男男性行为者中推广HPV疫苗。我曾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表文章《应在青少年男男性行为人群中推广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见该杂志2014年第9期),呼吁让青少年男同等男男性行为者接种HPV疫苗。
  我国的HIV阴性的男同等男男性行为者HPV感染率为66%左右。国际间的研究发现,男男性行为者肛门癌发病率为80/10万人年左右(即10万人中每年约有80人发生肛门癌),与女性子宫颈癌发病率相当;HIV阳性的男男性行为者HPV感染率在90%以上,肛门癌发病率为120/10万人年。
  目前在我国上市的HPV疫苗是HPV16、18型的两价疫苗。这款疫苗可以有效预防大多数肛门癌。估计未来几年,会有4价和9价疫苗上市。届时,更多的肛门癌及尖锐湿疣将会得以有效预防。目前我国已有几家疫苗公司在临床试验专门针对HPV6、11等引起的尖锐湿疣的疫苗。
  我未来几年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是促成HPV疫苗在中国男同等男男性行为者中的使用,以有效预防尖锐湿疣的发生和复发并预防肛门癌。
  希望越来越多的社区人士了解HPV和HPV疫苗。
  邹教授的回答,反映出男同等男男性行为者和同妻积极采用宫颈癌疫苗预防尖锐湿疣和癌症的重大意义。
  希望男同朋友和同妻姐妹积极了解“宫颈癌疫苗”,通过注射疫苗保护健康。
  

 

为了对爱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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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国老人的中国“抗艾”之路
为了对爱的承诺
——记英国友好马丁·哥顿先生
张北川

2015年马丁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马丁奖颁发时发言(马丁先生提供)


         2017年,79岁的马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艾滋病房与曾去英国学习的艾尼瓦尔医生看望艾滋患儿(尤金先生提供)
                                                                       到访
  2017年9月中旬,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即马丁基金会主席、79岁的马丁·哥顿(Martin Gordon)先生,为支持中国“抗艾”事业又一次访华。从马丁为此初次到中国,他至少已来华80次。这次马丁一行7人到青岛,包括基金会董事、出生在英国的华人尤金先生,基金会项目经理明方先生及基金会美国分会的沈邦龙先生等,陪同他们的是我国两位贝利—马丁奖(马丁奖)得主,天津深蓝公共卫生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杨杰先生(实名)和河北艾滋关爱组织爱之光创建者慕容枫先生(化名)。马丁的第一站是青岛,还要依次去北京、乌鲁木齐、伊宁、武汉、贵阳、遵义和广州。在我国艾防界(艾滋防治界)医学专家中,我是和马丁基金会最熟的人之一。晚间见面,旧雨新知,言笑晏晏。
  次日我和马丁交流。正式谈话结束,念旧的马丁有所思,顿了顿,依依说道:“我这次还要去看望桂希恩教授。他今年整80岁了……”我则有诸多问题。此前我对马丁基金会背景仅知一二,如它依靠马丁捐款创建,马丁是同性爱者(男同),成立基金会与他的同性伴侣贝利·陈有重大干系。然而,基金会名称中为什么把贝利名字置于马丁之前?中国人常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哥顿”是苏格兰古老姓氏,作为没有华人血统的西方退休银行家,马丁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他为中国艾防事业都做了什么?……这里定然有故事。马丁是否愿意回答许多有关他私人的问题?他非常愿意。就这样,带着问题,我“走近”马丁。
缘起
  1911年,一位新婚的英国医生偕同他美丽的妻子,飘洋过海,抵达中国。他主要在长春和哈尔滨行医,声名很好。1913年他们的女儿佩吉在长春出生,1915年他们的儿子在青岛出生。1910年代世界上空战云密布,1918年医生全家返回英国。
  1938年,佩吉有了男孩马丁·哥顿。马丁的祖父也是医生。善良和尊重生命是马丁家族的传统之一。马丁很早就知道,对病人来说,友善像药物一样重要。尽管当年中国东北是苦寒之地,但马丁亲长却有着良好印象。马丁打小听外祖母和母亲等谈论难以忘怀的中国。马丁的叔叔劳里·哥顿还写过书,讲述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中国战场的经历,中国也是马丁和劳里经常的谈资。遥远的中国早早镌刻在马丁心中。
  时光流转。对男同来说,英国的1950年代仍是惨酷年代。1954年,大科学家、英国男同图灵不堪折辱迫害,自杀身死。也是那时,马丁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他从没有刻意向亲人讲自己性向,因为母亲佩吉在马丁知道他性向前,就先察觉了。佩吉多次说,“你自小和别的男孩不一样……”。佩吉的热情,深受马丁的男同友人和异性恋友人欢迎。慈母和亲人的包容,融入了马丁一生的绵绵岁月……
  1963年马丁进入英国华宝银行工作。(它后来在全球多地设有分部,并成为瑞银华宝银行)华宝由一群犹太银行家创立。二战前这些出色的银行家逃离希特勒纳粹政权统治,到伦敦重新建立业务。马丁入职数年后开始在世界行走。那些犹太银行家目光敏锐,随着相处时间推移,意识到马丁的性向,但他们厌恶任何形式的迫害,认为弱势族群被伤害,就像他们在德国的经历一样。在马丁40年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感受到职场性向歧视。
马丁和贝利

贝利与马丁在英格兰(马丁先生提供)
      1970年1月,马丁在伦敦男同吧“斯巴达人”酒吧认识了华人贝利。贝利起初在伦敦一家著名制衣公司工作,数年后经商。他比马丁小几岁,身上有个大谜团: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年龄。贝利生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香港。侵略者暴虐狠恶,烧杀掳掠。日军占领期间,贝利出生后母亲即去世,贝利的八个哥姐中三人饿死,亏得依靠一个哥哥的口粮,贝利才得以幸存。马丁和贝利初识时,两人住所很近。他俩性格相若,志趣相侔,相惜相重,一见如故。马丁的父母积极认可他俩的关系。还是结识早期,马丁父母一次正在马丁寓所,门铃响了,马丁的父亲应门,一见是贝利就高兴地说,“我们的另一个儿子来了”。马丁和贝利不久结合成固定伴侣。贝利深得马丁父母欢心。在马丁和贝利所有侄子侄女眼中,贝利也是深情的叔叔。马丁的两个外甥至今难忘贝利带他们去巴黎游览迪士尼乐园的欢乐。而贝利一有了自己住所,便也安排他的香港侄辈到伦敦学习。贝利非常爱孩子。马丁讲,如果他俩生活在更晚的时代,肯定会收养小孩。
  欢乐的日子是相似的,笑声里斗转星移。经贝利考察提议,1979年马丁和贝利移居纽约。贝利继续经商,马丁到了银行的纽约分部。此时的中国开始变了天地,华宝银行和马丁开始参与同中国银行的业务往来。1985年1月,马丁首次访华,直飞北京,应中国银行邀请处理业务,中方还派人陪他到了上海、杭州。中国的开放不断扩大。之后两年里马丁每三个月一次赴京,还常去香港和他负责银行业务的多个亚洲国家。1987年,中国银行委托马丁的银行管理了首次国际美元债券发行,马丁还成为中石化等中国几个央企最初国际上市的关键人。他对中国(内地)的工作访问累计约200次。
  1991年,银行把马丁调至香港,贝利退休,两人迁居香港。贝利家有个大家族,人们像亲人一样尊敬和友好对待马丁,马丁也把他们当成家人。贝利家的晚辈知道贝利是男同,但贝利不愿意长辈和同辈亲属知道。可是与贝利家人相处,进一步密切了马丁和贝利的关系。
  贝利对香港的发展非常骄傲,他常在寓所里连续坐几个小时,欣赏窗外海景和飞机起降。贝利还去广东寻根,见到自己远亲。他很自豪地讲香港会在1997年回归中国。贝利和马丁先后10次到华旅游。贝利对瓷器知识丰富,期间两人买了许多精美瓷器,标明购买时间和地点后保存在马丁寓所里。岁月匆匆。1991年,马丁母亲佩吉离开中国73年后第一次来到中国。江山依旧,人面全非,她身边是马丁和贝利。
  笑声荡漾在马丁和贝利生活中。友人尤金评价说:“他俩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
艾滋,艾滋!
  喜乐无限的日子里,常有阴云悄悄浮现。1970年代民权运动浪潮席卷北美,也裹挟着一种人所不知的病毒阒然而至。1980年,美国大城市男同社区开始流传一个让人暗自心惊的消息:一种可怕的神秘怪病已在社区内流行。同年学术期刊《同性恋文献(J Homosex)》上,美国旧金山、纽约等城市皮肤性病医生联合报告了一组病例:病人都是男同,有性病,伴发与免疫缺陷有关的罕见感染或恶性肿瘤。(这是有关艾滋的首次报告)1981年美国疾控中心首次通报艾滋来袭,1982年美国有35个州报告约800例艾滋。艾滋已大举扑来。
  从艾滋开始流行到治疗艾滋的“鸡尾酒疗法”广泛应用的近20年间,西方有无数鲜活的生命像凛冽寒风里的枯叶一样飘落。对大量欧美男同而言,那是泪水飘洒的时日,是男同和他们亲友无比忧伤的时期。苦难降临一个个家庭。很多人用手工制作拼布床罩、地毯表示深深情感,表示心头的沉重和永久的怀想,并让社会直面艾滋每天导致的死亡。有位男同2000年代回顾说,那时他不再收起参加葬礼的服装,每到周五就无法克制地盘算,周末可能又要参加几位友人的葬礼。而马丁认识和知道的男同中,超过200人因艾滋逝去,他们散布在各行各业,有不同身份,有欧裔、非裔,还有亚裔。
  幸福和不幸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只因一念之差。1993年夏贝利确诊艾滋,此时他已处于疾病晚期,免疫细胞CD4只剩下6个,并对当时的主要治疗药物AZT过敏。当时香港民众把艾滋视作凶中至凶恶中至恶,人人谈起便一脸惊悸恐惧骇然。贝利的一个友人因艾滋去世,殡仪馆甚至拒绝入殓遗体;医务人员也认为一旦患病,决无幸理。接诊贝利时,香港医生护士同样惶悚,都戴着双层口罩和双层手套。还想到马丁未来可能踽踽独行的贝利心焦如焚。他让马丁把自己带回伦敦,马丁也转到银行的伦敦分部。马丁把贝利送到著名的晨曦医院(Chelsea & Westminster Hospital,该院性病艾滋门诊每年接诊7万人,含5000位艾滋阳性者)。医护人员真诚地善待每位病人。医生热情拥吻贝利,不戴手套的医生护士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关爱他。贝利每次就医,马丁都陪同前往,还和医生一起讨论病情。贝利去医院前常常紧张,医护人员的友好和理解总使他宽慰安适。在那个时代,民众仍对艾滋和男同的歧视严重,社会成见给贝利了很大影响,使他对自己由于性行为感染艾滋羞耻,还觉得人们要是知道他快死了,就会遗弃自己。贝利病后的两年多里,他和马丁一同忍受着痛苦严守秘密。马丁心分二用,虽然有本职工作,但无论贝利在伦敦还是去香港,马丁都和贝利一起。马丁并在上班时尽早回家看望贝利,和贝利一起喝下午茶,两人坐在一起,一同吃贝利喜欢的葡萄干饼。贝利在余生中,也一直悉心照顾和保护着马丁。
  贝利在世的最后一年,在他还能支撑的时候,马丁几乎每回到家,都看到缝纫技术高超的他正强扶病体飞针走线,用小小拼布专心制作一条精美的床罩。“这是一条用爱缝制的床罩”,马丁说,贝利希望这条真情缝制的床罩永远伴随马丁。贝利还让马丁买了一座伦敦18世纪制钟名家1730年制作的古董钟(又称“祖父钟”)。贝利讲,将来马丁回家,听到钟声鸣响,就会念起他。这座钟安放在了马丁的伦敦寓所里。
  贝利有两个遗愿。旧时中国夫妻有个传统,“生不同衾,死当同穴”。贝利希望自己去世后马丁把他送回香港,未来有一天马丁在他身边。贝利不敢想象他离去后只留下马丁独自一人,他提前嘱咐自己最疼爱的侄女侄子说,如果他走在马丁前面,亲人们未来一定要好好照料马丁。贝利并给自己的哥姐写了长信,讲了他与马丁多年间深切和真挚的爱,让马丁在他去世后交给香港的亲人。
  1996年3月,“鸡尾酒疗法”问世前几个月,贝利去世。贝利的哥哥姐姐到了伦敦。贝利去世使他们既意外又震惊,深受打击。马丁转交了贝利给亲人的信。马丁把贝利送回香港,安放在事先购置的宝福山存放灵骨的壁龛中。(马丁和贝利的哥哥此时推算,贝利极可能生于1944年)安放贝利的壁龛紧邻马丁为自己未来预购的壁龛,壁龛下方的文字清楚说明了两人关系和伴随着两人生命的深情。从宝福山可以看到内地抵达香港的火车,马丁讲,贝利可以在这儿感知他心爱的香港和中国内地。
  贝利更几次说过一个极重要的心愿。他希望马丁未来通过慈善事业,感谢晨曦医院医护人员的关爱。1996年5月,言出必践的马丁用私人财产建立贝利—马丁基金会。他向晨曦医院感谢医务人员对贝利的厚爱,建议医院和中国在艾滋治疗、关爱方面合作,安排双方医生护士交流。晨曦医院反应非常积极,他们的国际交往很多,但与中国交流甚少。
  同年6月,58岁的马丁出差北京。他通过多年职业交往建立的联系,和牛津大学医学院姜石松博士沟通,与中国卫生部有关副部长、中国预防医科院(中国疾控中心前身)负责人在京讨论了基金会工作。马丁很惊讶,中国卫生界领导人热情欢迎他的建议,并讲中国在艾滋防控领域需求巨大。他们还说,他们知道男同很容易受到艾滋的不良影响,知道中国也有男同,但没有联系和沟通。
  对爱的庄严承诺,开启了马丁中国情怀的崭新时代。

      1997年马丁、吴文英(时为中国纺织工业部部长)、陈敏章(时为中国卫生部部长)、娜达丽在北京(左起,马丁先生提供)

马丁的中国抗艾之旅

  1996年至2017年的21年间,马丁团队为抗艾访问了中国28省市的至少52个地方,在华时间累计明显超过两年,投入近2300万元(人民币)。马丁一次次访问,一是向当地有关卫生机构、社会组织,特别是艾滋阳性群体表示关爱和支持,二是考察当地需求。他通常一年四次访华;常自伦敦飞北京,单程11小时;有时自南非开普敦寓所出发,经新加坡中转17小时方抵京。其中两次访问各二至三周,前往8地;另外两次持续1周,去两三个地方。(这种奔波相当疲累,因此单次访问很少达到三周)。我见过马丁团队飞到某地,工作半天旋即飞离。他们除了乘飞机,还坐火车、汽车到过偏远地方,如云南不止一个县城,云南和河南乡村,甚至远至汽车单程需10—12小时的地方。由于不堪劳顿,近年马丁数次在华病倒。马丁基金会并资助了我国数10位医护、管理人员赴英学习,和英国医护人员到中国短期或较长时期工作。他还多次邀请英国权威专家来华,在四个一线城市,四个二线城市和云南瑞丽、贵州安顺、广西柳州等极需要提升能力的三线城市举办培训班。

2012年马丁、明方(左三)和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马丁先生提供)
       马丁的人格魅力和行动感动了他的许多西方友人。他的基金会只有一位秘书是兼职人员,四位董事和其他人都是志愿者。马丁从来不为基金会募捐,可许多友人伸出了热情的手,包括他当年的不止一位银行同事。玛丽·金若丝基金会主席伊丽莎白·希尔兹女士是马丁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她每年向马丁基金会慷慨捐赠,更重要的是她的精神支持。她长期与马丁分享她多年间从事慈善活动的经验,用女性目光帮助马丁做出判断,只要有时间就会陪同马丁访华,总是用和善的微笑传递友好和关怀。
2015年马丁和基金会董事娜达丽、詹姆斯、尤金及姜石松主任(左起,马丁先生提供
       自2000年起,马丁的重要工作之一是通过每年颁发贝利—马丁奖(马丁奖)支持中国抗艾事业。马丁奖得主中,有为大量艾滋阳性者服务的传染病院,有一、二线城市传染病院院长和权威的艾防专家。但更多是基层机构医生护士,包括河南和云南的村医,身为艾滋阳性者的关爱组织负责人(含被丈夫传染疾病的女性和男同),男同艾防组织领导人,其中有新疆和云南数个少数民族的人士。(思虑周密的马丁并没有特别“偏爱”男同)
       2005年马丁向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主任王克荣颁奖(马丁先生提供)
       马丁认为,更能反映中国现实的并非少数几个超大城市。他对中国落后地方从无讥诮之语。很多中国医生和护士给马丁留下深深印象。他向我讲过徐莲芝、桂希恩等老教授的动人事迹,还说到许多青中年人士。谁让马丁最感动?是那些深入偏远乡村并长期帮助病人的基层医生。他特别以马丁奖得主、云南大理二院(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张建波医生为例。他说,病人需要亲友关爱,张建波说服亲友不隔离病人,善待病人,并向临终病人伸出关爱之手。
马丁在中国云南大理洱海之滨(马丁先生提供)
       马丁使我国一些有关机构旧貌换新颜。典型实例是云南大理二院的皮肤性病科。这家医院历史上与英国颇有渊源。1881年英国新教“中国内地会”开始到大理传教,建造了以“三坊一照壁”为特色的白族建筑用房。1941年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内地会河南开封福音医院迁入“大后方”的这座老建筑,它即大理二院前身。这座建筑风吹雨打百余年,凋敝破败可想而知。1990年代后期,英国海外志愿者服务社和马丁基金会资助的英国佩吉?邦丝护士,到大理从事艾滋宣传教育,并在大理二院救助贫困艾滋病人及艾滋患儿、艾滋遗孤。2002年部分老建筑遭烈焰之灾。在马丁与伊丽莎白参与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2004年在旧址建成了富有白族建筑特色的佩吉健康中心。中心以佩吉护士和马丁母亲之名命名,现已成为中国基层的艾防旗帜。那里的医务人员曾长期为无力就医的农村重病人家送医送药,送去关怀。目前它为上千位艾滋阳性者服务,通常对病人确诊第一年随访7次,第二年随访3—5次,之后每年仍要随访,极大程度减少了病人的机会性感染。
  马丁作为瑞银华宝银行副主席兼亚太区主席期间贡献突出,1994年获英国女王颁发的官佐勋章(OBE)。然而他收获更多的是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友情。2009年中国卫生部长向马丁颁发卫生部授予海外人士的首届“艾滋病杰出贡献奖”,2011年春北京市长向马丁颁发“长城友谊奖”,同年秋国务院副总理向马丁颁发对外国在华人员的最高奖项“中国友谊奖”。2012年初,中国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召开只有20多位来华外国专家座谈会,中方特邀在伦敦的马丁参加了会议。
  人们常讲火炬给寒冷与黑暗中的民众带来巨大鼓舞。马丁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他引燃一支支火炬,让艾滋阴影中生活的民众,感受到温暖与光亮。
        2011年张德江(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马丁颁发中国“友谊奖”(马丁先生提供)
点滴·三人谈
  一些马丁奖得主的记忆里,有对马丁的点滴细节。这里只选择马丁说过的张建波和2017年陪同马丁访问青岛的杨杰和慕容枫的话语。
  我10几年前去过大理,认识佩吉健康中心主任张建波,在昆明开会时我们还同住过一个标间。他讲的一些事我至今不忘。在对“职业暴露”没有预防性药物时,张建波一次正抢救艾滋病人,大量含有艾滋病毒的鲜血突然从病人口鼻喷涌而出,直接迸溅到张建波脸上和口腔、鼻腔、眼睛里。国内外都有医护人员因类似情况感染,是否感染全然是“撞命”,半年后方知结果。大理是艾滋重灾区之一,人人知道艾滋晚期病人的可悲惨况。为了避免传染妻子和事情引发家中“地震”,张建波没有告诉妻子实情,还有意疏远家人。不明就里的妻子疑窦丛生,甚至与张建波产生摩擦。备受煎熬的半年过去,确认未染病,张建波才说真相,妻子伏在他怀里痛哭一场。另一件事是张建波曾遭遇某种势力,那种势力对他的工作百般刁难,搞得他一度抑郁,过了好一段时间才重见天日。
2004年马丁、马丁奖得主张建波和伊丽莎白在云南(左起,张建波先生提供)
        张建波说:
  记得2002年马丁等访问大理。我们中心的老房子,原来是富有白族建筑美感的木制建筑。马丁他们在那里留连了两三个小时,遥想它的当年,还初步确定对那所建筑整旧如新或重建。他们刚离开,还在云南,老房子失火了,成了一片废墟。马丁得知后立即决定重建。就这样,原址建起了今天的佩吉中心。
  2005年马丁和伊丽莎白等访问我们这里,正巧遇到一位近70岁的老奶奶。那位走路颤颤巍巍的老人领着约2岁的孙女就医。这个幼女在马丁到访4个月前确诊艾滋。老人说,女孩出生前父亲因艾滋去世,半岁时母亲也因艾滋去世。老人边哭边说,“就我一人拉扯着这丫头……”伊丽莎白当时在旁边不停落泪。马丁紧握着老人的手,老人的泪水不断滴落在马丁手上。老人说:“我怎么活啊?我也有病,自己的药都分不清,还要喂丫头那么多药……”通过共同努力,女孩的姑姑承担起抚养义务。女孩问马丁:“爷爷,您明年还来吗?”“是的”,马丁回答。这个约定至今已10多年,每次马丁他们来大理,女孩都会来看这位“外国爷爷”。
  马丁感人的事情很多。马丁等每次到访都去艾滋病房,他们在病床前紧紧握住病人的手,用微笑鼓励病人。许多病人得知自己的住院费用是万里之外、素不相识的马丁等外国老人资助时,嘴唇哆嗦着一再感谢……
  2004年,杨杰自费创办天津深蓝的前身、名为“同志电台”的互联网交流平台,帮助心理处于困厄中的大量男同并迎对艾滋挑战,那年我曾通过这个平台宣传艾滋。杨杰的交流平台在全国(含天津)有近百位志愿者,24小时行动。2005年我应某机构之邀去天津做宣传,初次见到杨杰。同年他参加了社区骨干培训,之后公益活动落地。深蓝的经历极不寻常。如他们曾7次遭遇伤害,包括“混社会”的犯罪分子一次次直接敲诈勒索,甚至掏出真枪威胁;深蓝的志愿者在宣传中被砍伤;工作室邻居的数十人,举着横幅驱赶深蓝。杨杰坚毅又很有韧性,形形色色的压迫都无法阻止他前行的脚步。如今,深蓝是我国最有影响力的男同艾防组织,国内外各界公认的中国民间艾防旗帜。
2009年马丁与杨杰在天津(杨杰先生提供)
      杨杰讲:
  这些年,马丁团队4次到天津访问,并看望我们深蓝。我还记得2009年3月24日,他首次来天津的情况。那时我们的工作条件非常简陋。我们有个较大的房间,墙上贴满我们开展艾防活动的照片。马丁等不顾旅途劳苦,一张张仔细看了照片。很巧,马丁等到达时,我们正对近20位大学生志愿者培训,马丁和大学生们合影,之后和我们深蓝志愿者座谈。
  我们还有个很小的房间,也是网站平台的直播间。那天有多位艾滋阳性社区代表在小房间等候和马丁见面。马丁就挤坐在他们中间,热情慰问他们。马丁还通过互联网和全国各地数百名网友在线交流,这位老人用热情慈祥的微笑,把温暖传递给每个人。
  我脑海中最清晰的片段,是我用幻灯片向马丁一行介绍深蓝发展历程时,由于多年工作中受到太多委屈和深感愤懑,我失控了,热泪滚滚而下。马丁用温润的眼神,久久凝视着我,使我觉得暖暖的,就像寒冬中依偎着火炉。他的这次考察,是激励我在艾防路上不断奋进的巨大力量。
  这些年我常想,马丁这位现在即将80岁高龄的老人还不辞劳苦,每年多次奔波于中英两国,支持我国艾防事业,在我国一个个城市和边远地方的艾防前沿留下足迹,我们这些尚且年轻的艾防人员,怎么能够不努力?!
         2013年马丁奖得主、贵州省爱之缘关爱协会会长李美英和她的阳性关爱团队(前排左四,李美英女士提供)
       我和河北保定的慕容枫相识10年多。记得初次见面,我就知道他非常阳光、善良和向上。他年轻时是“被培养对象”,一次带领青年同事无偿献血发现自己艾滋阳性。更想不到的是,某部门竟然泄露了他的这一重大隐私。他和父母同住,住所紧邻他的工作单位。人们对阳性身份被暴露的他指指点点,唯恐避之不及。他无法再工作,他父母也被“隔离”。他的实名、家庭住址和感染状况等信息同期还被当地男同社区公开。巨大压力下他不敢出门,偶尔太压抑了,半夜里独自去大街上狂奔疯吼……最后他家被迫搬离。经过一年暗无天日的时光,慕容枫战胜了对自我的歧视和恐惧。2006年他创办爱之光,为河北艾滋阳性者提供关爱服务。2007年西安有一场近百位多界别人士参加的会议。会议次日晚是志愿者演出,先由慕容枫讲自己的际遇。他一度声泪俱下,整个会场寂然,只有听众偶然的啜泣声。中国疾控的一位处长坐在我身旁,他说:“应当让政府官员都来听听小枫发言……”他发言刚结束,黑龙江省疾控一位中年女医生哭着走上讲台,拥抱他,为他拭去泪水。演出的最后是合唱,慕容枫站在合唱队首排中央。歌声甫落,我身边那位官员拉着我走上舞台,拥抱他……
  慕容枫懂管理,爱之光的工作有声有色。在我们社会,善良往往是“傻”的代名词。慕容枫积极为阳性者正当权益发声,近年又受到伤害……
  慕容枫说:
  我认识马丁10年了。这些年来我遇到困难、精神消极时,总想起这位慈祥可敬的外国老人。他用无限温暖,鞭策我们做好感染者关怀;用真诚的爱,让我感受到爱无疆界。
  我一直记得马丁2008年向我颁发马丁奖的场景。我父母也应邀参加了颁奖会。马丁在现场请我父母上了颁奖台,他对我父母说:“非常感谢你们,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接着向200多位参会者大声说,“小枫的父母支持儿子在中国进行艾滋关爱工作,和他们站在一起是我极大的荣幸。我特别向小枫父母致以崇高敬意。我怎么感谢他们也不为过。他们支持他们的儿子,创立了好榜样。”
  这些年马丁3次专程到保定看望我们全家和阳性朋友。每次见到我们感染者朋友和亲属时,语言不通的他总用温暖的拥抱与大家心灵相通。他一一拥抱见到的每个人,和大家手拉手交流。在我们组织活动的现场,感染者和感染者亲属讲述经历时,马丁多次默默落下眼泪。之后他走到人们身边,紧紧拥抱,带给他们温暖。
  马丁用真情的行动与我们很多感染者骨干和亲属建立了深厚友情。有位感染者朋友家在河北邢台,马丁认识他母亲。这位母亲每次和我通电话,都特意嘱咐我见到马丁时,一定代她问候。马丁6次到河北不同城市访问。他每次来,那位母亲都专程赶往马丁到访的城市看望,见到马丁像见到亲人一样开心。
  近几年我非常有幸。我应马丁邀请陪他访问了我国很多城市。陪他出行,我印象最深和为之感慨的是,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对中国艾防工作始终充满热情。他不辞辛劳,精力充沛,总把行程安排满满,每到一地就立刻开始工作。在一个地方短短一两天里,他与当地卫生部门座谈,走访CDC和传染病院、社区工作组。这样紧张的行程,有时连我都觉得有点疲累,但他总精神矍铄。我最感动的是:每到一个地方,时间再紧,他都尽可能坚持做两件事。一是到传染病院艾滋病房探望感染者朋友,常坐在他们病床上,拉着他们的手,鼓励他们积极治疗,早日康复;二是他一定和当地感染者朋友一起吃晚饭,并抓紧这段时间交流,带给大家温暖,鼓励大家积极生活。
答问
  问:您能否解释一下您的基金会命名?概括地讲讲贝利对您和基金会的影响与作用?
1991年贝利与马丁在广西桂林(马丁先生提供
       答:贝利很理性。我这一生犯过不少错误,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他帮助我避免了很多错误,他阻止我走错路,还就我的银行工作提出过许多非常明智的建议。他的一些建议在他去世后仍发挥着作用。(我在“基金会主席报告”中提到过基金会由于他而获益,还放入了许多他个人、他和我的照片)。贝利生病后变得更善良。非常遗憾,贝利的身体如果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用上“鸡尾酒疗法”,就可能今天还活着。
  我不是所谓“巨富”。贝利提出希望我做慈善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从事抗艾公益。是他一讲再讲,才使我意识到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下定决心。
  陪同贝利在晨曦医院就医期间,我看到医生护士友善对待贝利和所有艾滋病人。那里医务人员的态度表明,如果得到友善对待,病人就会感觉更好。这就是我们团队追求友善待人的主要源头之一,也是我们在中国工作的基础要义。在中国,我们同样遇到很多拥有友善精神的医生护士。我们努力鼓励他们,包括对部分人颁奖。
  这么多年里,我每年去香港,都带着贝利爱吃的葡萄干饼去宝福山看他,和他说说我们又为中国抗艾做了什么。我还请很多朋友参观我与贝利相邻的壁龛,并和他们一同俯瞰佛陀诞生的浮雕……我希望贝利会满意我在他离开后所做的一切。
  我这一生和中国有很多联系。但所有那些,远不及我和贝利关系对我认识中国的价值。贝利一直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无数次向我讲中国文化的意义。他病重时,为自己无法看到香港回归中国深感遗憾。贝利的影响使我觉得在中国做慈善相当自在,很容易结交朋友。因为贝利,我了解到中国人对艾滋感染的感受。我有其他几个纽约、伦敦和香港的华人朋友也因艾滋去世,有人早在1985年就去世了。我了解他们的经历。
  贝利和我很多次去中国内地。在与中国男同的早期接触中,我们就意识到中国将面临巨大的艾滋问题,而男同特别脆弱。由于我的多年经历,我对与中国官员和普通民众的合作有一定了解,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在艾防领域可以向中国提供一些帮助。
  贝利一直在精神上与我同在。在我心中,我和贝利之间的爱是我生命中伟大的爱。我非常庆幸有过贝利这位深爱着我的伴侣。我在中国处理任何事务时总会考虑,如果换做贝利,他怎么做。我尽可能按照中国人的想法,用中国的方式,努力做好中国的事情。我们基金会的支持者中,也有许多人认识贝利。我总希望我们在中国的努力,能得到贝利赞许。贝利去世后,没有必要再为他的病保密了。我希望贝利的经历能帮助那些处在艾滋感染风险中的中国弱势群体。
  问:您认为在中国艾防领域,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果有机会向中国艾防界医务人员、有关社区组织成员和普通男同说几句话,您想说些什么?
2017年马丁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与艾滋病人交谈(尤金先生提供)
       答:仍然是需要加强正面教育并解决歧视问题。这需要多样化的媒体广泛宣传教育。需要友善对待艾滋病人,并且不能歧视男男性行为者等高危人群。
  我认为不仅仅艾滋防治专家,所有医务工作者都需要接受有关艾滋的教育,以便能给人们一些基本建议,包括告诉人们艾防措施,发现携带艾滋病毒时应采取的行动。需要坦诚布公地讨论,不能回避。基层工作者不应回避治疗艾滋病人或避免与他们接触、与之共餐或共用一些设施。只要采取一些基本预防措施很难感染艾滋。卫生界需要在无歧视的前提下帮助人们,并表达自己的同情。
  我认为,个人必须承担因为性行为感染疾病的责任,一定要避免这种感染,无论他的性向是什么,都应当采取防病措施。男同应该遵循基本的艾防措施。他们会发现如果采取措施,就可以有效避免感染。当然,他们同样应该极力避免在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可以丧失判断力的物质和毒品,特别是新型毒品。
  问:很多年了,中国艾滋阳性男同中,有少数品质恶劣的人把病毒故意传播给其他人。近年更有坏人通过性行为,把病毒故意传播给未成年人,而且这种事越来越多见。(几年前曾有男同艾防组织公开过这种事情并严辞谴责)还有,至迟在1997年,中国个别大城市发生成群青年男同滥用药物(毒品)事件。近年许多地方青年男同中吸毒现象严重泛滥。很遗憾,中国媒体对这些事情基本不报道。您认为这样的事件应当公开吗?
  答:还是在艾滋流行早期,我们就听说了西方有人在故意传播艾滋。不过,那些消息基本都是谣言,而不是事实。我从来没有听说西方发生过未成年人被故意传播的事。
  近期我们在中国访问时,在某地的医院里见到了一个13岁男孩是被故意传播的。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第一个这种病例。这件事使我们深感震惊。(我们在另一个地方也遇到了一个14岁的艾滋阳性男孩,但不知道他是否是故意传播的受害者)把艾滋病毒故意传播给未成年人,这样的行为是犯罪。这种犯罪和性向没有关系,异性或同性之间都可能有人在故意传播。只要能够确认故意传播者,就应该严厉惩处。同时,学校应该有更多的性教育,提升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家长也应该接受教育,以便让他们的孩子知道风险。
  还有一个问题是贫困问题。当我们去到中国基层,会看到真正的赤贫。完全没有风险意识的孩子,可能被赤贫所迫,只是为了几块钱,就接受侵害者的要求。
  相当可悲的是,当这些事件被发现的时候,通常年少的受害者病情已到晚期,是在因重病就医时才被发现。
  搞卫生,就不能偷懒,不能把脏物扫在地毯下面。我认为,当发现故意传播时,没有任何理由隐瞒,虽然要证明是故意传播相当困难。
  关于毒品,在我看来,毒品问题应该公开。如果把问题藏在地毯下面,问题将如何解决?
  问:目前只要及时发现感染并依从医嘱,对艾滋的疗效通常较好。有无必要有选择地适当宣传艾滋的“恐惧”性后果来警告高危行为人群,以提升预防意识?
  答:原则上,我同意应该传播出一些经过校正过的正确信息。虽然感染艾滋病毒不再意味着“死刑”,但重点是必须避免感染,因为艾滋会对生活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和限制,而且通过一些极简单的措施就可以预防。
  问:中西方在文化等方面不同。这种不同与艾滋防控关系最密切在哪些方面?
  答:我个人一向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没有什么特别不同。我们两种社会都发生过同样的问题,区别只是时间和程度不同罢了。我要强调,中国人不应该认为自己的社会与其他社会有很大不同,例如与西方社会有多大不同。
  我认为,中国在沟通一些必要变革的问题方面,比一些西方国家更容易。中国有些机构可以深入到小村庄,如计生组织等。如果通过它们交流传递一些关于艾滋的正确信息,中国能更好地解决艾滋关爱问题,并且能比大多数国家表现更好。?
      问:在当今中国,男同人士最重要的社会行为应当是什么?
         2014年马丁团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惠洪涛、明方、尤金、伊丽莎白、马丁、闫红梅、黑龙江省康同社区志愿者(左起,惠洪涛先生提供。次年惠洪涛、闫红梅获马丁奖)
       答:我认为,男同群体应该格外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在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家庭责任时,他们应该更尽力地帮助他人。在家庭里,不结婚的叔伯或姑姨常能为家庭稳固做更多贡献。独身人士常常还能做出额外贡献,去支持创建更稳固的社会并使之永固。西方社会的同性爱群体常呼吁尊重他们的权利,这非常好,但呼吁的重点同样应该放在责任方面。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了男同社区做出贡献的很好例子。一知道地震消息,我们就联系了成都男同组织,为地震救灾提供了12万元捐赠,当地男同组织协助为成都都江堰灾区民众购买了药物、毯子和儿童书籍及玩具。灾区人们通过这件事,知道了优秀男同团体为一般民众做出了积极、友善的贡献。这种积极的示范,是彰显社区正面形象的非常重要的方法。展示社区拥有社会公认的美德,能有力消除偏见。
  问:您在青年时代是否承受过社会歧视和压力?为什么没有屈从和结婚?您是基于怎样的想法坚决反对中国男同结婚?
  答:我年轻时也经历过社会压力,尤其是在服役期间和与各阶层人士交往时。
  我认为,如果是男同,就不应该和异性恋女性结婚。在中国及许多社会,有时候很难告诉人们自己是男同。在某些国家如果说出来,甚至可能受到严厉惩罚。不过,人不应该对自己说谎。我很反对人为的没有实质意义的婚姻。我们都应该反对不是出自真心实意的婚姻,不能说谎。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欺骗。如果男同不把真相告诉他的女性伴侣,那就是非常严重的欺骗。我非常同情同妻。我希望中国有一些措施,在离婚时能够保护女性权益并支持她们离婚。
  并不是每个男子都应当和女性结婚。男同最好是坚持拒绝进入传统婚姻,而不是做违心决定。很多人确实更容易屈服于社会压力结婚,可我一直不明白这种虚假关系有什么真正意义。
  随着我的年龄增长,社会对同性之爱的态度慢慢发生了改变。我非常高兴自己避免了很多虚假的感情纠葛。随着岁月流逝,我的这种感觉日益强烈。年轻人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生活角色时,需要榜样。我很骄傲我的独身状态对年轻人的示范作用,即怎样活出自己的生活色彩。我甚至认为,我的例子在西方社会中的各种社会联系,对于当代中国年轻男同也一样有价值。我呼吁中国年轻男同等避免进入那种虚伪的夫妻关系中,把追随内心的自我当作责任,并为下一代树立榜样。
2014年伊丽莎白、80岁的徐莲芝、马丁及一艾防志愿者(左起,马丁先生提供)
       问:您认为自己在中国抗艾中的行动,对您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您怎样评价自己在这方面对中国的作用?
  答:我只是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在行动过程中帮助了许多人,也结交了很多朋友。这种友情本身是一种回报。我确信,我们的努力帮助减少了歧视和偏见。无论在中国什么地方,我们都受到热烈欢迎。我们清楚知道,中国朋友非常希望我们把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我们正在英格兰庆祝议会1967年法案通过50周年。这个法案使同性爱活动至少在非公共场所中除罪化。1980年以来,由于艾滋传播的影响,人们被迫直面同性爱者。在疫情达到高峰时,社会知道了各个阶层都存在艾滋和男同。20世纪末开始,这种现实无法再被隐藏,人们根据现实需求直面同性爱者的存在,还通过了相关法律。这些法律禁止基于人们性向和性别而被歧视。
  我们为中国防治/关怀艾滋工作的21年,使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务实精神和友善态度很有信心,而且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我从心里认为在下一个20年,中国社会可以衍生出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包容度。我衷心期盼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
我知道的马丁
2012年马丁与张北川(本文作者)在青岛(马丁先生提供)
       马丁为抗艾至少13次到青岛,其中数次把访华第一站定为青岛。还是1997年,马丁率10多位英方艾防专家赴京,举办了首次中外有关培训。期间马丁团队与中国官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交流,收集到中国艾防界专家名单,之中只有我面向男同开展工作。不久基金会就开始联系并支持我。
  1998年夏,马丁独自赴青岛,看望我和青岛艾防志愿者。记得那是个上午,我选了几封男同信中片段,请志愿者口译。我没留意马丁神态,偶然见到他外衣前襟出现点点水渍洇润开来。抬眼看,马丁眉宇间和面颊都是悲悯之色,眼睛里盛满了忧伤,泪水沿着面颊缓缓而下,让人不忍直视。马丁说:“人们能这样告诉你心里话,我了解你怎么工作了……”那晚七八位志愿者、马丁和我在一家小饭店,餐前马丁找了纸笔,一一询问并记下志愿者名字。餐中谈及马丁基金会,我问贝利情况。马丁说了几句便默然,又是热泪潸潸。志愿者们都是大小伙,吃饭如风卷残云,只剩下小半条不大的鱼。离开前马丁问:“你们怎么不打包?(马丁离青岛不久给我的信中,逐一写出那次共餐者的名字,问候他们)
  许多年间,我在马丁团队其他人士身上,同样看见美德的光辉。例如,2017年与马丁一同到青岛的尤金,一些年前和他的同性伴侣小刘在英国结婚时,把自己收到的礼金全部转赠给马丁基金会。
  1999年我初次见到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明方。2000年马丁的信里附有明方几句话,满怀同情地讲荷兰一华人男同确诊艾滋后自杀。明方后来通过QQ群等帮助了国内许多艾滋阳性者。近年基金会主席年报中有一张艾滋病人感谢信的照片,信里直接讲到明方的帮助。而最近一次访华中,明方讲自己每到基层访问,都看到让人“撕心裂肺的痛苦”的事。他这次在某地传染病院见到1例病情很重的艾滋男童,他讲了那个命运凄惨的男孩的病情,说男孩肯定是被犯罪分子通过性侵传播的。他极愤慨地写道:“那个畜生怎么下得了手?!这个小孩至今还没有发育呢。”马丁讲,明方向男孩悲痛欲绝的母亲捐了钱,并告知院方不要向男孩透露发生了什么,因为那样只会增加可怜男孩的痛苦。
  自己是欧裔,妻子是香港华人的沈邦龙同样善良。数年前邦龙与他是男同的长子到青岛时访问过我。那个小伙哈佛毕业于数学专业,毕业后到中国游学一年,回美后改读音乐专业研究生。邦龙和马丁访华时,每到一地,都讲到他们夫妻俩理解和支持儿子,并为儿子自豪,以此显示亲长支持的极度重要。
  马丁热爱平等和公正,极富怜悯心。2003年他退休,信中高兴地说,他能有更充沛的时间和精力到中国工作了。近些年我也关注中国同妻现象。对我的观点,我的男同友人中有些人积极支持,有些人颇有异议,说我看到的是“极端个案”,是“性向歧视”,男同到婚龄就应该结婚。估计马丁听说了对我的争议。2014年他在青岛,当着我和多人主动谈及同妻。他字斟句酌、神色凝重地说:“年长者应该为年轻者做出好的榜样。很遗憾,中国男同普遍和一般女性结婚。年长者这方面做得不好,他们用虚伪的婚姻为年轻一代男同树立了坏榜样,这种榜样使现在的中国年轻男同普遍结婚。”我接着讲了些同妻遭遇严重家暴细节,马丁顿时一脸同情之色。次日他考察青岛男同艾防组织青同。之后青同负责人王光辉先生说,马丁在青同再次主动讲到明确反对男同结婚。
  马丁富有个性。他表情丰富,话语恳直,常常凝注着说话者,还长于肢体语言。他处事认真,我们每次深入谈话,他都做许多记录。国人形容老年人脾性,常说“姜桂之性,老而弥辣”。马丁却很温和,我没有见过他面有愠色。他也遇到过棘手事情,但从无难色。马丁有中国人说的那种“古道热肠”。某年艾防界有位也是志愿者的艾滋病人即将断了治疗用药,告诉我。我无能为力,于是向马丁求助。这类药在国外是处方药,不好获得。但马丁急人之难,不仅找到药,还迅速托人把药带到中国。马丁很有独立性。我曾听说西方有人要向他捐百万美元,被他谢绝了。我问马丁此事。他讲,并无此事,不过,他认为小型基金会更好,这是他在职场的经验;慈善活动中有少量核心人员就能保证高水平和高质量。马丁也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一次聊天时我说:“作为英国人,您……”他接着更正:“不,我是苏格兰人。”在中国一些隆重场合,他不着正装,而是着苏格兰民族服装,上装有几个相当精美的小饰品,下衣是格子花布裙。
  马丁很俭朴。在青岛,我们几次就餐只吃饺子,还吃过盒饭。他在英国外出就餐也“打包”,和友人在伦敦出行时曾在凛冽寒风中长时间等公交而不乘出租。马丁能吃苦。他在华长途奔波,常常相当疲惫,可旅行中还是自己拖着超大的拉杆箱,不让人代劳。我还曾见他走楼梯和登车时踏空。虽然马丁从不言累,可近年一次见面时他说:“我的医生说我的身体非常好。但我能感觉出来,自己也一点点老了。”
  马丁顾念老朋友。和马丁认识的大约前10年,我年年收到他寄的生日贺卡,还多次生日时接到他的电话。由于邮路原因,贺卡通常迟到一两个月,偶然也遗失。我多次劝阻,他才停止邮寄。我不止一次在青岛之外城市出差期间与自己生日“撞车”。我不在意生日,并要求过知道这信息的友人保密。一年我和国家某机构联合办会,碰巧又逢生日。我忘了这日期,下午会议结束时,上百位医界和社区人士尚未离场,我正想讲几句有关会议纪律的话,突然响起乐声“祝你生日快乐”,不同界别的多位友人送上了很大的生日蛋糕。我初逢这种场景,感慨可想而知。事后一再打听谁是幕后“推手”,才知道是马丁。
  马丁还关心中国人对他的评判。2016年马丁和中方在京联合办会,庆贺马丁基金会成立20周年,安排数位马丁奖得主各说几句话。我引用了《龟虽寿》中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还做了简略解释并介绍作者。马丁只能听懂中文人名和个别单词。古汉语中译英难度很大,不知尤金在旁边怎样译的,马丁听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回英国后,马丁让尤金问:“你发言提到那个中国老英雄的几句诗,是什么事?”看到这问题,我哑然失笑。我把《龟虽寿》及今译文转去,尤金仍觉得太难,也不知马丁是怎么弄明白的。
  马丁牛津大学毕业,有个小细节能看出他的文化素养。在青岛知道王光辉的社区工作用名是虎子,他马上找了纸,写下两行英文诗和作者名:“tyger,tyger,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William Blake”。之后知道,这是英国大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名作《老虎》中的首句,郭沫若译为“老虎!老虎!黑夜的森林中,燃烧着的煌煌的火光”。
   2011年马丁团队在北京佑安医院爱心家园与艾滋阳性者、关爱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座谈(福燕女士提供)
      马丁多次邀我和他一同前往国内一些地方。他安排行程太过紧凑,而我有择席之症,只陪他的团队去武汉看望过桂希恩老师。(小我几岁的尤金身体单薄,也讲跟着马丁出差挺累,有些受不了)我和马丁至少12次在青岛之外的城市见面,他常常尚未涤除一路风尘,就开始工作。一次来华,为了不致因时差影响工作,他事先让我帮他准备了安眠药。我几次看到他坦然坐在阳性者中间,双臂搭在阳性者肩头,以此表示关爱和驱散人们的艾滋恐惧。一次我在武汉办培训班,马丁原已确定飞到青岛,可他很快改飞武汉。那天飞机晚点,午夜后才抵达。还有一次他也是原定赴青岛,我建议在天津碰头,他又是改变行程。(我经历的这种情况不止两次)
   多年的接触中,我注意到马丁的某些观点也随着时间变移而演进。我曾有个问题:西方同性爱群体主要是通过大力抗争社会歧视,还是通过其他路径获得了平等权利?多年前我就此问马丁。他讲,在英国,首先是那些优秀的社区人士“现身”,这种现身,有力地促使大众逐渐克服了偏见和误解,而不是其他路径。
  马丁有时似乎过于宽厚。我用他的捐赠支持某地建立了男同艾防组织。我无识人之明,两年后才知道那个组织的负责人“手脚不干净”。得知情况我急急切断联系,告诉马丁,他却有微辞:“对老朋友,最好不要这样一下撤销全部资助。”谁帮过马丁,他都牢记。某年我办会,会前和马丁讲到拟邀请者社区组织负责人名单。我未邀人品不好的某人,马丁则为那人说情……自然,非常谨细的马丁没有“未卜先知”的能耐。他曾看好一位中国男同的潜力并告诉我。我知道那人是金玉其表,告诫说那人有问题。后来马丁才知道自己上当,我们偶然说起,我直心直肠直接责备他,他怔了怔,沉默了几秒钟,喃喃地说:“认识一个人太难了……”
  写马丁,我心中就浮现出一位长者。我们肤色不同,所属族裔不同,国籍不同,所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阅历不同,经济状况不同,能力不同,性向不同……大不相同之处太多太多。可我认为,我们和很多很多人又有许多共同之处,譬如热爱人类,尊重生命,支持平等,渴求人人拥有人的权利,等等……
今日
  当代中国,物欲横流。熙来攘往,为利奔忙。国内外诸多界别人士涉足的中国艾防领域有如江湖,鱼龙漫衍。中国有不少富人做些慈善,却没听说哪个人真正投入抗艾。国内有些有钱男同,但他们对艾滋几乎都不屑一顾,仅个别人做有限事情。在这一领域,伪善之徒有之,似是求“利滚利”者有之,利用艾滋“打秋风”者有之,“别有怀抱”、盗世欺名的面目暧昧者有之,坑蒙拐骗者更是指不胜屈。但也有很多人不为钱财、权位和声名所动,步履坚定地走在前行的路上。
  2017年9月下旬。
  乡村道路上,村医匆匆走向艾滋病人的家;艾滋病房病床前,护士笑靥如春;传染病院艾滋诊室里,医生耐心说服病人遵从医嘱,远离恐惧;在男同艾防组织工作室和男同交往场所,热诚的志愿者在做初检,宣传艾滋;更有很多艾滋阳性者,得到关爱组织悉心问候……人们奔波、忙碌和辛劳;沉重、忧伤和欢笑。
  遥远的地方。“感动中国”人物,即将90岁高龄的高耀洁老人。她中断治疗,在中国留学生帮助下,处理与艾滋有关的邮件和其它事务。
  武汉。“感动中国”人物,已80岁高龄的桂希恩。他每天骑单车上下班,有时到市内其它地方办事也骑车前往。他还常去农村,生日那天就在去湖北农村途中。虽然他已经不再去河南,但有时远赴新疆等地。
  上海。近60岁、今年出版专著《爱滋村》的复旦大学高燕宁教授正主持讲课。近50岁的杨杰站上讲台,向硕/博士生介绍艾滋时代中国男同社区如何积极行动。几天后,杨杰在全国艾滋学术大会发表报告“对青少年艾滋感染者提供友好支持和关怀服务实践”。
  广州。近80高龄的马丁结束两周访华出境。他将于12月到香港,冬至那天带着葡萄干饼去看望并告诉贝利,两人的基金会2017年做了什么。不久,耄耋之年的马丁会再次到中国内地……
  青岛。我一次次寄出向马丁的提问。反反复复,复复反反,历时两个月余。“事情一件又一件不断浮现,好象炭火中飞起火星万点。”(引自约翰·班扬《天路历程》)透过马丁等的回复,我更深入地“阅读”马丁……
  马丁是性情中人。读他讲述他与贝利的故事,我想起中国古人词句:“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这几句词哀婉凄恻,令人一吟三叹。也正是因为至情至性吧,时近花甲之年的马丁,肩起了到中国向艾滋作战的重担。从马丁的中国抗艾之旅,我更多更多看见的是一种昂扬。
  11月中旬,本文初稿杀青,我寄给尤金,请他与马丁核实细节。2018年马丁80周岁。我讲,本文可以作为给80岁的马丁的礼物。尤金说:这是“太宝贵的生日礼物。”他和马丁见面时翻译了文章。尤金讲:“听我口译时,马丁不时用面巾纸擦眼泪。”读尤金信,我不禁黯然又不安。这位长者为什么热泪不断?他是想起了故去的亲长,想起了因艾滋去世的贝利和众多友人,想起了这21年奔走的辛劳,想起了那些艾滋和歧视折磨下呻吟的灵魂,想起了近80年一生中的那些春花秋月、悲辛欢乐,还是想起了?……
  世上许多地方有“伟人崇拜(英雄崇拜)”风习。马克思却引用警句:“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多次接触马丁的一位马丁奖得主、医学专家说,他在马丁身上看到了“平凡的伟大”。这种“伟大”是什么?
  人类的爱有多种,包括血缘凝成的爱,如母爱;性与性别衍生的爱,如爱情或性爱;同族之间的互爱,如民族的凝聚;乡土依恋升华的爱,如对国家的忠诚;信仰结成的爱,如宗奉某一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信众间的情谊……这种种爱都有其边界,以致有时显得褊狭……
  1987年我初次写成有关艾滋的专业文献,那时我不知道13世纪西人话语“学问若不转向爱,有何价值?”1989年我开始从理论角度探索同性爱的内涵和关联现象,只想到这是一个群体自身的事情。1997年我创立“朋友”项目,以“倡导爱心”作宗旨之一,那时我考虑的是消弥偏见和冲突。2005年央视播出影响波及海外的节目《以生命的名义》,其中我讲到希望看到大众与性小众能彼此欣赏对方的爱,我对爱的认识仍然狭隘。如今,我对爱有了更开阔的认识。马丁的中国抗艾之旅,真切展示出一种私人的情,如何升华成博大的爱。爱跨越漫漫疆土和国界,跨越传统政治藩篱和意识形态壁垒,成为中国上空穿透艾滋阴霾,闪烁在弱势群体前方的熠熠星光。
  在西方,法国大革命把博爱的伟大价值与自由、平等的意义并列。我国古人著作《说苑》里,就有“博爱”一词。古风绵绵,孙中山也谈博爱。国人如今极少言及博爱,常用善良一词替代。马丁向我讲述时也用过善良这词。善良是人类灵魂中的金子,是人性之海里的珍珠。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绝大多数人有向善之心。但真的善行,来自善者,来自善念,一心施予,不存杂念。善有真伪之分,大小之别,至善的化境罕有人迹。我想,马丁是那种心有大爱大善的人。
  期盼在艾滋时代的中国天空,有更多爱和善之光照耀!
致谢
  中国几家媒体的人士及我写过马丁·哥顿先生事迹。北京佑安医院徐莲芝教授获2002年度马丁奖时,《中国日报(China Daily)》大篇幅报道了马丁和她的事迹,并刊出两人照片;2005年《人民日报》为马丁在中国抗“艾”刊出过专文。2008年,我写了博文“马丁·哥顿先生”。2011年,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交流》杂志专文报道马丁。(该文作者讲,他从我的博文引用了成段文字)
  但我觉得已有的文章未能尽如人意。
  2017年9月10日,马丁一行访问青岛,我讲想写与他有关的文章,问他是否支持。马丁慨然应诺。我不是专业“写手”和媒体人,写这种文章全凭摸索。此后两个多月,我几乎三两天一次,少则两三个问题,多则10个问题,一次次询问。马丁不厌其烦地提供了丰富资料和照片以供取舍,使我完成了《为了对爱的承诺》。
  向马丁的提问,每次都是我先把想到的问题给伦敦的尤金先生,他译成英文转马丁并把马丁答复转我。然后通常经王光辉先生传给负责英译中的志愿者杰弗逊先生,译文由尤金校对,成为写作的参考素材。尤金也谈了马丁的一些事,并为照片选择提供了很大帮助。同时,张建波医生、杨杰先生、慕容枫先生参与了本文写作。本文还得到黑龙江省康同社区负责人惠洪涛先生,贵州省爱之缘关爱协会会长李美英女士,北京佑安医院爱心家园福燕护士长,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处陈菁女士等的帮助。因此,文章是多人合作的产物。
  不能不提到本文的缺憾。由于文章结构限制,我只简要写了马丁提及的个别人士和2017年陪同马丁访问青岛的人士等,对多位人士无法一一着墨。1997年夏,首先为马丁与我“搭桥”的,是马丁在牛津大学的校友徐小宁博士和姜石松博士,后来我多次与姜石松见面,包括他和马丁等访问青岛。基金会中国区主任甄里先生更是我20年的友人,他的故事可谓是异彩纷呈。我并与尤金的伴侣、非常温和的小刘相识。写作中,我还想起多位马丁奖得主,包括熟悉和尚无一面之缘的人士……
  2015年末,《中国抗“艾”之路亲历者说》(人卫版)第一辑面世。该书有我的文章“一个‘非典型’艾滋病医生的结缘”,主要讲了我的老师秦士德教授的种种,以及我1995年前做的那点事。2017年该书第二辑约稿。像之前一样,友好建议我写“朋友”项目等,但我想到马丁团队。1999年我就认识了该书责编郑灵巧女士,她是最早支持我写马丁的人士。我并请财新网记者苑苏文女士看过本文初稿,请教还需向马丁提什么问题,她也帮助了我。
  谨此向以上各位人士表示真挚谢意!


 

希望有轻松的环境谈情说“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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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轻松的环境谈情说“艾”
——致中学母校学弟学妹
阿群
  希望这个世界上不管是爱异性还是爱同性的人,不管是健康的还是患病的人,都能够被接纳,被温柔相待。也希望你们能把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您好,我是你们的学长。能有一个机会给你们和阔别已久的母校写封信,谈谈我对母校的回忆,对艾滋、性等一些问题的看法,我感到很开心。
  记忆里,母校有种隐隐的压抑。中学的我常常是在不断刷题中度过的,当时一门心思刷分,希望能冲击名校。上大学后,我了解了些关于艾滋的知识。去年,我们学校做了一期有关艾滋的公益讲座,邀请我校某位山东同学的母亲发表演讲。那位阿姨在济南艾滋防治机构工作。她提到,相关机构的数据表明,目前大学生已经成为青年人中艾滋高发人群。青岛大学张北川教授也给过你们一组数据——青年学生患艾滋的占总青年人群的比例上升的幅度高于其他人群。不得不说,学生群体很需要关注艾滋话题。
  我想,在艾滋病防治中,防比治更重要。谈到艾滋就不得不谈性,然而目前中国性教育普遍缺失,我们大多也是自己摸索。我的父亲是医务工作者,我初中时就要求父亲给我讲解如何戴安全套,然而平时开明的父亲只回答了一句:“到该用时自然就会了。”当时,我还有另一个疑惑——安全套是否可以保证100%安全?由于中学学习生活节奏紧张,我没查阅资料,也没人为我解答这个疑惑。直到上了大学我才知道,即使是戴安全套的性行为,也不是100%安全。
  张北川教授与你们通信中提及我是男同性恋。近年来,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同性恋人群因此也更多暴露在人们视野中。相比于我们的父母和上一代人,我们这代人谈及同性恋也没那么多的恐惧和顾虑,但公众仍然抱有很多恐惧、偏见、歧视。我是初中时察觉了自己的性向,而在母校读书的几年,我完全隐藏了性向,直到高三,我向我的同桌表明性向。时隔一年,同桌说:“当初你向我表明的那一刻,我的脑子是懵的。我接受不了,后面的谈话都是我在应付。”当年在高中课堂上,也有位老师时不时提及同性恋这一性少数人群,口气往往是戏谑的、轻蔑的、不屑的、调侃的。我常想说,老师,你可知道你开这些玩笑时,下面坐着的同学中,不止一人就是你戏谑的对象?我们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据有关数据显示,约2%~5%的成年男性是同性恋者,2%~3%的女性是同性恋者。母校一个年级有2000人,可以估计出大约多少人喜欢同性,对同性产生好感的同学比例就更不用说了。爱同性的同学,可能就在你我身边。那些绿茵场上奔跑、踢球的同学,一起排队打饭的同学,在走廊上踢毽子的同学,所有这些可爱的身影中,都可能存在一个心怀美好感情却与多数人有着微小差别的人。
  然而这样的情愫常常不能顺畅表达。在高中毕业后即将迈入大学门槛时,我冲动地向父母表明性向,我的父母非常排斥。他们勒令我“改正”,不要成为社会的“渣滓”。从小到大,我都是他们宠爱的对象。我的成绩很好,可以进入中国顶尖的大学学习,我曾在全校师生面前演讲,曾在全国竞赛中获得奖项,我从小通乐器和绘画,带给人们很多欢乐。但仅仅因为我喜欢的是同性,我成了父母眼中的“变态”,老师嘴里的“玩笑”。
  表明性向之后,我与父亲产生了激烈争执,且双方都受了伤。出于愤怒和委屈,我离家出走好几天,最终父母以撕毁录取通知书作威胁要我回家“谈判”。自然,双方未能达成共识,我的性向话题在家中被封杀,禁止提及。
  上大学后,我陆续了解到就在我同班(45人)中,有两位男同和一位女同。目前的大社会环境下,大众对性少数人群不够了解,这个话题不能很好谈论,男同社会压力大,只有较少人能勇敢公开,大部分同志常处于一种疏离感、焦虑感中。
  再者,不得不说的是,很多人一提起同性恋就联想起艾滋,甚至把两者等同。在我向父母袒露性向时,他们也常以“艾”之名劝诫我。在我看来,这是性教育缺失和对性少数人群的歧视、偏见带来的影响之一。诚然,从与我身边的同志朋友聊天中,以及一些交友网站中,都可以看到一些男同的性行为较活跃,性伴侣不固定。性伴侣数量越多,性行为的不安全性越高,这也是艾滋传播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我们能有更加合理的渠道、更加轻松的环境谈情说“艾”,或许不安全性行为就会少些。如果我们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倾听同性爱者的声音,了解这个群体,许多同性恋男孩和女孩(特别是男孩,女同的性行为不易感染疾病)或许不会那么压抑,也能更加顺利地认同自我,从而发展出更健康积极公开的亲密关系,降低高危性行为发生的概率。
  希望这个世界上不管是爱异性还是爱同性的人,不管是健康的还是患病的人,都能够被接纳,被温柔相待。也希望你们能把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说明:上文发表于《健康报》2017年11月24日第6版。作者阿群是一位大三学生,这是他写给高中母校学弟学妹的信。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如何开展向未成年人或说中学生的性教育。阿群用他自己独特的视角,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性教育和防艾教育信息。


 

青少年染艾,需全社会共筑“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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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新闻媒体多次报道了高校大学生感染HIV的严峻现实状况。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15岁—24岁的青少年学生染艾以性传播为主,男男同性性传播逐年增加。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理性看待和分析男同学生染艾现象?面对青少年感染HIV高发的现实挑战,社会各界应该如何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携手去积极应对?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我国著名性学研究专家张北川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并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编者

      做好防艾工作,既要落实政府责任,也需要千百万满怀爱心的志愿者的参与奉献。只要全社会共同编织爱心之网,全面筑起抗击艾滋的“防火墙”,就能遏制艾滋流行。
  
青少年染艾,需全社会共筑“防火墙”
青岛大学医学院 张北川
《健康报》2017年12月1日第5版
  据统计,我国仅2015年一年,就报告了3000多位在校青少年学生确认艾滋阳性(未成年的中学生约占1/8),其中大多数是喜欢同性的男生(男同)。估计连同前两年和2016年报告的在校学生染艾者,其总数已近万人或更多。
  大中学校男同学生染艾的严峻形势,是个让人心痛的沉甸甸话题。我不同意某些专家把大学生染艾仅仅归为“性观念开放、随意”的说法,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轻率,也显得有些冷漠。亚当·斯密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开篇就论及了“同情”,认为它与“慈悲”几乎是同义词。苏格兰哲学家休谟认为,“广泛的同情是道德感的基础”。对于医学来说,同情和关爱尤显重要。
  无论性向如何,这些染艾青少年很大程度上都还是孩子,他们也是疾病的受害人,板子不应当打在他们身上。
  更大的自由可能带来更大快乐,但也伴随着更大风险
  许多人常常大惑不解:“男同学生往往有知识,知道用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可为什么知识与行为分离?”我认为,青少年男同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染艾,至少涉及三类原因。
  第一类原因是社交软件缩短了艾滋病毒(HIV)的人际传播距离。随着社会变迁,民众对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容忍度大幅提升,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和多种社交工具的出现等,“缩短”了男同社区内的人际距离,包括艾滋病毒传播的人际距离。
  不可否认,男同社交软件为大量生活在歧视性环境中的男同获得心理支持、科学信息和人际社交等提供了巨大帮助。但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技术也缩短了距离”。它在缩短一般男同人际交往距离的同时,也缩短了一般高危性行为、性交易、性侵未成年人等行为的人际距离,进而缩短了HIV的人际传播距离。
  第二类原因与年龄有关,青少年在社区内的交往中缺少自我保护能力。大学与中学生活和学习环境显著不同,青少年容易受社群亚文化的影响(如青少年对父母一辈主流文化的反叛和批判等),加上性生理的成熟,使得青少年男同突破以往的自我,开始寻求圈子内的交往。
  但由于面向大众与性小众的性科学教育严重缺乏,我们的青少年男同通常不知道关键信息,在社区内的交往中缺少足以保护自己的协商权力和能力等。他们不知道自己接触的人可能就是携带艾滋病毒的人(很多人并不自知),病毒近在咫尺;他们不知道男同江湖风波险恶,不仅有坑蒙拐骗的坏人,还有许多人恶意传播疾病;他们可能知道药物能够一定程度上控制艾滋病毒“繁殖”,却不知道还有耐药的艾滋病毒在男同中流行;他们不知道现今男同社区毒品泛滥,不知道“性+毒品”会加速艾滋传播……
  青少年男同有太多太多的不知道!没有人及时向他们预警:更大的自由可能带来更大快乐,但也伴随着更大风险。
  还是去年的一次会议上,国家艾滋病防治中心一个专家私下告诉我,某大城市有艾滋阳性男同拦劫放学回家的小学高年级男生,通过诱惑和协迫方法强奸多人,并导致了几个孩子被感染,罪犯才被抓获。
  前几天我在北京开会,某省的女专家坐到了我身边说,在她那个省,就发现了有十三四岁的男孩使用男同社交软件,被艾滋阳性的成年男同故意性传播艾滋。
  此外,青少年学生对持有安全套常常心存顾忌。在我国传统文化里,携带和保存安全套,通常会被看成是“性乱”,甚至被当成是“流氓”。而在“反性主义”文化环境中,要引导青少年男同“勇敢”防艾,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三类原因是男同社区文化的影响,如普遍的多性伴生活方式。应当指出,男同染艾概率高这是客观事实,但绝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是,社会歧视破坏了男同与男同之间建立固定的伴侣关系。同时,由于个性、性格、性行为习惯的不同,以及存在的侥幸心理等,使得男同在社区内某些避免疾病传播的性行为常被拒绝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男同染艾的风险。
  在文化多元的时代全面筑起抗击艾滋的“防火墙”
  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尊重那些同样肩负着未来希望的少数孩子的生命呢?我认为,应该从“根”上进行反歧视教育,不仅仅是针对学生,对家长和社会的教育更应加强。面对青少年男同艾滋病高发的严峻挑战,我们的宣传机构、教育机构及卫生机构应该承担起教育的责任,进行性科学知识的“扫盲”和补课。
  还是在1997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我国第一次“艾滋病干预研讨会”致开幕词时明确指出,防控艾滋的方法并不复杂,但由于“政治、文化及风俗习惯的因素”,防治工作面临诸多阻力。我们现今面对的仍然是这些阻力。10余年前,我讲过我国性文化的特点是,“把无知当做纯洁,把愚昧当做高尚,把偏见当做德行”。十几年过去,我国性文明领域前行的步子很小。怎么办?
  一是加大宣传。调查发现,青年学生对艾滋和性向的知识,主要来自媒体(包括新媒体)。宣传是防艾的第一道“防火墙”,也是政府部门的第一责任,宣传机构有责任向大众普及相关科学知识和道理。以艾滋防治公益广告为例,可以从两方面增强其效果和影响力:其一,形成播放的长效机制。目前各种媒体均市场化运作,公益广告免费播放,媒体基本没有经费支持和利润,因此主动播放的意愿都不强烈,只能靠卫生部门和宣传部门不断协调,形成播放的长效机制。其二,加大这类公益广告播放的力度。电视台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在晚上7:00~10:00之间这个黄金时段基本都是播放挣钱的电视节目和商业广告,公益性广告常出现这个时间段之外的时间。基于此,需要决策者意识到艾滋对民众健康的长期危害和对社会的潜在威胁,用更多同情心和积极决策改变这类公益广告的播放时间,提高其收视率。
  二是强化教育机构的责任。对学生而言,教育机构是最重要的责任方。我国的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教育,都缺乏关于爱的教育,缺乏尊重人性和敬畏生命的教育。2005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了《初中生性健康教育》,2010年以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了一套用于小学不同年级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这些读本都明确宣传反对歧视同性恋。然而,今年3月,这些小学生性教育教材因争议被迫回收,科学之矛在社会文化石墙前铩羽而归。
  大学生秦浩今年在《健康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他对男同学生染艾原因的认识。他指出,男同学生防艾不力的一大症结是教育存在问题。不能再让青少年只是通过摸索、实践去“自学成才”。国内科研表明,学校只要认识到位,就可以通过适当工作,使大多数一般学生和男同学生科学、客观地认识艾滋和性小众,并促成自愿咨询检测和预防疾病的行为。在遏制学生艾滋流行方面,教育机构尤其不应推诿,而且可以大有作为。
  三是加强卫生机构与多部门合作等。由于无知和歧视,现在我国仍有许多地方把艾滋防治视为“雷区”,消极回避,甚至加以抵制,认为谈艾滋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形象。对于性小众的积极包容,依然坚冰难破。持续存在的巨大偏见和歧视,使卫生机构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
  然而,医疗卫生界有责任去做些切实的工作,例如,告诉青少年学生他们需要知道的防病信息,根据“多部门参与”的大原则,怎样细化权责,鼓励和支持多部门,特别是宣教机构切实承担和落实健康宣教的责任。同时,卫生部门需和教育机构加强合作,采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法,制定符合实际的具体干预形式和内容,以增强传播的效果。唯有全面、深刻理解男同学生的染艾原因,切实推进多部门参与和反歧视,才可能遏制艾滋在青少年学生中的流行。
  有人说过,照亮夜空需要无数闪亮的星。做好防艾工作,既要落实政府责任,也需要千百万满怀爱心的志愿者的参与奉献。只要全社会共同编织爱心之网,全面筑起抗击艾滋的“防火墙”,就能遏制艾滋流行。
    张北川致谢:《健康报》(2017年12月1日)刊出的《青少年染艾,需全社会共筑“防火墙”》一文,只有我个人署名。必须说明,数位不同性别和界别的人士对文章有重要贡献。如果没有这些奉献,该文就是一篇有重大不足的文章。君子不掠人之美,也是对写作者的基本伦理要求。然而因为多种原因,这几位人士或直接谢绝署名,或未能署名。谨此对这几位未具名的人士致以诚挚谢意。

  

 

从传统道德看浪漫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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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道德看浪漫转身
禹沛衡
  看到同性爱者的妈妈们将接纳孩子的过程概括为浪漫转身,身为同性爱者的自己既感动,也为她们转身过程中曾经经历过的焦虑、痛苦感到心疼和愧疚。
  结合自己的经历,我想,妈妈们转身过程中最难过去的,应是传统道德这个坎。
  可到底什么是传统道德呢?
  国学大师钱穆在《论语新解》中做了解说。
  他首先引证孟子的话:“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人心也”。
  钱穆说:“所谓道,即人道,其本则在心”。“行道而有得于心,则谓之德”。
  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四书之一的《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明道之谓教”。南宋朱熹对这一句加以解释,说:“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
  看来,上天赋予我的自然之性,也就是我的天性,我去遵循,就是道。行此道而有得于我心,则是德。
  那不是很明了?很容易做吗?
  是。所以《中庸》说“道不远人”。
  既然如此简单明了,为什么“道德”两个字在今天会显得高深莫测?
  同性爱者依照自己的天性去爱同性,便是不违本心,便是“循性之自然”,正是其“当行之路”。对于同性爱者,能爱同性,就是鱼畅游于水渊,鸟高飞于九天;就是花盛开于枝头,树繁茂于土岸。因为这是他们的“性之自然”,他们的“当行之路”。
  可为什么当同性爱者遵循天性,依道而行时,却会被指责为不“道德“?尘世喧嚣,三人成虎。弄得他们中的很多人,他们的家长们,不由得不惶惶审视自己和孩子,深恐已陷入于不道德。
  好在,1500多年前的先圣孔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孔孟指出,最容易“乱德”的,是和德相似的“流俗”。流俗,是“众人莫不然”,大家都那样做。有人怕不同于众人会于俗世所不容,于是便不遵循天性,不本乎内心,只是一味屈己,讨好他人。孟子说,这种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阉然媚于世”,“众皆悦之”。虽然“众皆悦之”,却是孔子口里的“德之贼”。
  有些同性爱者进入传统的异性婚姻,就是因为同性之爱不同于流俗。各种“不道德”的指责,各种棒打同性鸳鸯的威逼劝诱,无非是“阉然媚于世”,无非是要“众皆悦之”。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把这一点又加以更进一步的发挥。
  他说,“ 性是心之体”,“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 心即道……知心则知道…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
  他说,常人所以认不清自己的心体,不能遵循自己先天的自然之性,是因为心体被流俗的纷扰遮蔽了,就像明亮的镜子被灰尘遮蔽。人只有下功夫分清哪些是流俗,哪些是天性,就像镜子擦掉灰尘一样,擦除流俗纷扰,还自己本心澄明,才能识得“天理”,才能入德。
  原来如此。
  看来,同性爱者若能不被流俗所惑,认清自己的天性、心体,自然能够威武不屈、利诱不移,壁立千仞,成就自己。
  同性爱者的家长、亲人们,若能不被流俗所惑,认清自己孩子的天性;认清无论什么天性的孩子自己都会去爱的本心,也就能够愉快地接纳爱同性的孩子,从而为孩子打开健康和幸福的第一道大门。
  这样,才能避免部分同性爱者因流俗所迫,进入异性婚姻,既戕害了自己的天性,也残忍地毁灭了另一个人终生的幸福,更甚的是可能还有无辜孩子的童年。同性爱者的父母,难道会真的不因这一切而感到心痛吗?
  因此,从传统道德的角度看,能够浪漫转身的妈妈们是伟大的,你们的孩子是幸运的。
  说明:2018年4月下旬,“浪漫转身7周年全国LGBT+亲友恳谈会”在长沙举行,包括约130位男女同/双性爱者及跨性别者等的亲长,和200多位社区人士与会。会议讨论了多个主题,包括“亲子分享”、“男同心理工作坊”、“拉拉的世界”等,会议并有感染者分享和艾滋知识普及。
  禹沛衡女士此文,是为此次会议所作。

 

马丁·哥顿的中国“抗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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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中,有一位英国老人以大爱和至善穿透艾滋阴霾,成为闪烁在弱势群体前方的熠熠星光。他就是贝利—马丁基金会的创建者马丁·哥顿(Martin Gordon)先生。20多年来,马丁先生在中国艾防工作中悉心播种、辛劳培植,也收获了中国人民的友情。2009年,马丁获得了原卫生部授予海外人士的首届“艾滋病杰出贡献奖”,201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对外国在华人员的最高奖项“中国友谊奖”……今年,马丁先生将迎来80寿诞。与马丁先生有着深度交往的我国艾防专家、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特意撰写此文,以表敬意。 ——编者
            马丁·哥顿的中国“抗艾”之路
                      张北川
  2017年9月中旬,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主席、79岁的马丁·哥顿先生,为支持中国“抗艾”事业又一次访华。这次马丁一行7人先到了青岛,我和马丁因此有了更多接触。在我国艾滋防治界(艾防界)医学专家中,我是和马丁基金会最熟的人之一。此前我对马丁基金会背景仅知一二,如它依靠马丁捐款创建,马丁是同性爱者(男同),成立基金会与他的同性伴侣 贝利·陈有重大干系。然而,基金会名称中为什么把贝利名字置于马丁名字之前?马丁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他为中国艾防事业都做了什么?这里定然有故事。带着问题,我走近马丁,对他进行了一番访谈。
  我希望贝利会满意我在他离开后所做的一切
  张北川:您的基金会为什么以贝利—马丁命名? 
  马丁:我不是所谓的巨富。在遇到贝利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要从事抗艾公益。是他一讲再讲,才使我意识到这项工作的意义,并下定决心投身其中。 
  贝利很理性,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里,他一再阻止我走弯路,帮助我避免了很多错误,还就我的银行工作提出过许多非常明智的建议。不幸的是,1993年,贝利被确诊患有艾滋 病。生病后的他变得更善良。陪贝利在晨曦医院(英国)就医期间,我看到医生护士友善地对待贝利和所有艾滋病患者。那里的情况表明,如果得到友善对待,患者就会感觉更好。 
  贝利去世前曾几次表达过一个很重要的心愿,就是希望我未来通过慈善事业,感谢晨曦医院医护人员的关爱。于是,在1996年5月,我用私人 财产创建了贝利—马丁基金会。在中国,我们同样遇到很多拥有友善精神 的医生、护士。我们努力鼓励他们,包括对部分人颁奖,以支持中国的抗艾事业。 
  张北川:贝利对您和基金会有哪些影响,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马丁:1996 年 3 月,“鸡尾酒疗 法”问世前几个月,贝利去世。我按照 贝利的遗愿把他带回香港,安放在事先购置的沙田宝福山存放灵骨的壁龛中。这么多年来,我每年去香港,都带着贝利爱吃的葡萄干饼去宝福山看他,和他说说我们为中国抗艾又做了什么……我希望贝利会满意我在他离开后所做的一切。
  贝利一直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无数次向我讲中国文化的意义。他病重时,为自己无法看到香港回归中国深感遗憾。因为贝利,我了解到中国人对艾滋感染的感受。贝利生前 和我很多次去中国内地。在与中国男同的早期接触中,我们就意识到中国将面临巨大的艾滋问题,而男同特别脆弱。由于我的多年经历,我对与中国官员和普通民众的合作有一定了解,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在艾防领域可以向中国提供一些帮助。 
  贝利一直在精神上与我同在。我在中国处理任何事务时总会考虑,如果换做贝利,他怎么做。我尽可能按 照中国人的想法,用中国的方式,努力 做好中国的事情。贝利去世后,没有必要再为他的病保密了。我希望贝利的经历能帮助那些处在艾滋感染风险中的中国弱势群体。
  生界需要在无歧视的 前提下帮助艾滋病患者
  张北川:您认为目前在中国艾防领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果有机会向中国艾防界医务人员、有关社区组织成员说几句话,您想说些什么?
  马丁:仍然是需要加强正面教育 并解决歧视问题。这需要媒体的广泛宣传教育,让社会大众学会友善对待艾滋病人,并且不能歧视男男性行为 者等高危行为人群。不仅仅艾防专 家,所有医务工作者都需要接受有关 艾滋的教育,以便能给人们一些基本建议,包括告诉人们艾防措施,发现携带艾滋病毒时应采取的行动。卫生界 需要在无歧视的前提下帮助艾滋病患者,并表达自己的同情。 
  我认为,个人必须承担因为性行为感染疾病的责任。一定要避免这种 感染,无论他的性向是什么,都应当采取防病措施。男同应该遵循基本的艾防措施。当然,他们还应该极力避免 在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可以丧失判断力的物质和毒品,特别是新型毒品。 
  张北川:目前只要及时发现感染并依从医嘱,对艾滋治疗的疗效通常较好。有无必要有选择地适当宣传艾滋的“恐惧”性后果来警告高危行为人群,以提升预防意识? 
  马丁:我原则上同意应该传播出 一些经过校正的正确信息。虽然感染艾滋病毒不再意味着“死刑”,但重点是必须避免感染,因为艾滋会对生活带来许多不良后果和限制。事实上, 通过一些极简单的措施就可以预防。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中国许多地方,还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 
  张北川:在您看来,在艾滋防控方面,中西方是否因为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马丁:我一向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我们两种社会都发生过同样的问题(艾滋),区别只是时间和程度不同罢了。我个人的感受是,中国在一些防控措施上,比一些西方国家更有效。中国有些机构可以深入到小村庄。如果通过他们传递一些关于艾滋的正确信息,中国能更好地解决艾滋病患者的关爱问题,并且能比大多数国家做得更好。
  我只是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情
  张北川:您作为男同,在青年时代是否承受过社会歧视和压力?为什么没有屈从和结婚?您怎么看待中国男同与异性结婚的事实? 
  马丁:我年轻时也经历过社会压力,尤其是在服役期间和与各阶层人士交往时。在中国及其他很多地区,有时候很难告诉人们自己的性向。在某些国家如果说出来,甚至可能受到 严厉惩罚。不过,人不应该说谎。我非常反对没有实质意义的不是出自真心实意的婚姻。如果男同不把真相告 诉他的女性伴侣,那就是非常严重的欺骗。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欺骗,非常 同情同妻。我希望中国有一些措施,在同妻离婚时能够保护女性权益并支持她们离婚。 
  我认为,如果是男同,就不应该和女性结婚。男同最好是坚持拒绝进入传统婚姻,而不是做违心决定。很多人确实更容易屈服于社会压力结婚,可我一直不明白这种虚假关系有什么真正意义。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我发现社会对同性之爱的态度慢慢发生了改变。我很骄傲我活出了自己的生活色彩,我的个人经历也许对年轻 的男同有示范作用。我呼吁中国年轻男同避免进入那种虚假的夫妻关系中,而去追随内心的自我。 
  张北川: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不同宗教影响下的国家中同性爱者的处境? 
  马丁:在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及地区,曾经完全不能容忍同性爱者存在。但自20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以来,这些地区的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改观。例如, 这些地方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实施善待同性爱者的政策。在英国和大多数欧盟国家,大多数政府部门也有同性爱组织。欧盟有对同性爱者友好的强制性政策,规定新加入欧盟的国家必须签署不歧视同性爱者的协议。在这种环境中,同性爱者会更容易接纳自我。 
  伊斯兰国家或说在穆斯林社会, 还很难接纳同性爱者。有些国家甚至仍然对同性爱者采取惩罚性措施。同性爱者在那里被认为是反自 然的群体。身份是穆斯林的同性爱者如果生活在欧美可以轻松些,但他们也常被家人逼着与异性结婚,从而导致极大的不幸。 
  张北川:您认为自己在中国抗艾 中的行动对您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您怎样评价自己对中国抗艾的作用? 
  马丁:我只是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帮助了许多人,也结交了很多朋友。这种友情本身就是一种回。我确信,我们的努力减少了对艾滋病患者和男同的歧视和偏见。 1980年以来,由于艾滋传播的影响,同性爱者也进入公众的视野。在疫情达到高峰时,社会知道了各个阶层 都存在艾滋和男同。20世纪末开始,这种现实无法再被隐藏,人们被迫直面同性爱者的存在,还通过了相关法律禁止基于性向和性别的歧视。 
  我们为中国防治/关怀艾滋工作的21年,使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务实精神和友善态度很有信心。无论在中国什么地方,我们都受到热烈欢迎。 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朋友非常希望 我们把这项事业继续下去。而且中国在这一时段发生了巨大变革。我从心里认为,在下一个20年,中国社会可以衍生出有中国特色的包容度。我衷心期盼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
  马丁印象------------------------------------------------------------------------------------
  马丁·哥顿先生自1996年开始参与中国的抗艾工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20多年里,马丁·哥顿先生为了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 80多次来华,在中国南方、北方和西部多地办培训班,资助了许多中国的医护人员赴英国进修,建立了一座中英友谊之桥。他访问并支持了许多传染 病院和社会艾防组织,作出了突出贡献。
                               ——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
  我与马丁·哥顿先生交往中,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友好、平和、审慎与务实。纵观他在中国22年的慈善之路,受益最多的是最需要支持的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马丁·哥顿先生资 助他们的社区组织和个人开展同伴教育、行为干预工作;大力支持防治一线的医疗卫生工作者,鼓励他们更加努力地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在贝利—马丁奖得主中,不乏艾滋病防治工作贡献突出者,也不乏医疗护理防治研究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曾毅院士、桂希恩教授、徐莲芝教授、王克荣护士长等。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副会长沈洁
  马丁·哥顿先生作为一个英国 人,不贪图名利,多年来不顾自己年事已高,长途跋涉,不辞劳苦,走遍了中国的大部分省区,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摇旗呐喊,为基层艾滋病防治工作 者加油鼓劲,并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添砖加瓦。由他亲手创立的贝利—马丁奖已经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者彰显成就和荣誉的标志之一。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副会长郝阳
  1970年1月,马丁认识了华人贝利·陈。马丁在英国华宝银行工作。贝利起初在伦敦一家著名制衣公司工作,数年后经商。贝利生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香港。马丁和贝利性格相若,志趣相投。马丁的父母非常认可他俩的关系。 
  1991年华宝银行把马丁调至香港,贝利退休,两人迁居香港。随同他们来的还有马丁的母亲佩吉。1913年,佩吉出生在中国长春,1918年随在中国行医的父母离开中国返回英国。1993年夏贝利确诊艾滋,且已处于疾病晚期。他让马丁把自己带回伦敦。在著名的晨曦医院,贝利得到了医护人员真诚的善待。 
  贝利去世后,马丁创建了贝利—马丁基金会。因为对爱的庄严承诺,已近花甲之年的马丁开启了在中国的抗艾慈善之路。自2000年起,马丁的主要工作之一是通过每年颁发贝利—马丁奖支持中国抗艾事业。马丁奖得主中,有一二线城市传染病院院长和权威的艾防专家,但更多的是基层机构的医生和护士。也是得益于马丁的帮助,我国一些艾防机构旧貌换新颜。 
  人们常讲火炬给寒冷与黑暗中的民众带来巨大鼓舞。马丁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他引燃一支支火炬,让艾滋阴影中生活的民众,感受到光亮与温暖。 
                     ——中国艾防专家、青岛大学医 学院教授张北川
  马丁感人的事情很多。他每次到访都去艾滋病房,在病床边紧紧握住患者的手,用微笑鼓励患者。许多患者得知自己的住院费用是万里之外、素不相识的马丁等外国老人资助时,嘴唇哆嗦着一再说着感谢…… 
                         ——云南大理佩吉健康中心主任张建波
  这些年,马丁团队4次到天津访问,并看望我们“深蓝”。我还记得2009年3月24日,他首次来天津的情 景。那天有多位艾滋阳性社区代表在小房间等候和马丁见面。马丁就 挤坐在他们中间,热情慰问他们。马丁还通过互联网和全国各地数百名 网友在线交流。这位老人用热情慈祥的微笑,把温暖传递给每个人。 
                      ——天津深蓝公共卫生咨询服 务中心主任杨杰
  马丁3次专程到保定看望过我们全家和阳性朋友。每次见到我们感染者朋友和亲属时,语言不通的他总用热情拥抱与大家心灵相通。他一一拥抱见到的每个人,和大家手拉手交流。在我们组织活动的现场,感染者和感染者亲属讲述经历时,马丁多次默默落下眼泪,之后走到人们身边,紧紧拥抱,带给他们温暖。
                    ——河北艾滋关爱组织爱之光创建者慕容枫(化名)
  说明:本文发表于2018年6月15日《健康报》第5版。


 

王陇德先生就《为了对爱的承诺》所写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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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陇德先生就《为了对爱的承诺》所写序言
      马丁·哥顿先生自1985年开始参与中英两国经济合作建设工作,自1996年开始参与中国的抗艾工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近20多年里,特别是2003年从银行业退休以来,马丁·哥顿先生为了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80多次来华,在中国南方、北方和西部多地办培训班,资助了许多中国的医护人员赴英国进修,建立了一座中英友谊之桥。他访问并支持了许多传染病院和社会艾防组织,做出了突出贡献。他首先把关注点集中在对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关怀方面,把真切的关怀送到病人床头。他积极落实预防为主策略,推动将公共卫生服务与社群文化相结合的一级预防工作,针对重点问题,持续支持男同性恋社区草根组织开展艾防干预。
      马丁·哥顿先生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自2000年起设立了主要面向中国抗艾一线人员的贝利—马丁奖。在该奖得主中,有多所传染病院和临床医护人员、预防专家和社区代表。如今,贝利—马丁奖已成为中国艾防界的主要奖项之一。
      自艾滋病开始在中国流行以来,由于中国政府和医学界等多界别的巨大努力,艾滋病流行一直控制在低流行水平,多数高危人群中的艾滋病流行已被遏制。与此同步,中国社会对同性恋者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进步。可以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流行将得到遏制。在中国迎战艾滋病的进展中,也有贝利—马丁基金会的功绩。
      今年是马丁·哥顿先生80周岁的生日之年。中国同性恋人群艾防专家张北川教授为马丁·哥顿先生所作的《为了对爱的承诺》,较全面介绍了作为著名英中友好人士马丁·哥顿先生的生平。他与马丁·哥顿先生一同邀我为该文写作前言。谨以此文作为向马丁·哥顿先生的祝愿,祝愿马丁·哥顿先生健康长寿,在中国抗艾事业中做出更多更大贡献。
                                                                                                                               王陇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 
                                                                                                                     2018年6月4日
Foreword
Mr. Martin Gordon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ince 1985.  Since 1996, he has been involved in anti HIV/AIDS work in China and is an old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past 20 years or so, especially since he retired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 in 2003, Mr. Martin Gordon has visited China more than 80 times for the cause of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He has held training courses in southern, northern and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 and has funded many medical staff to go to the United Kingdom for further studies and has established a bridge of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He visited and supported many infectious disease hospitals and social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rganizations and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He firstly focused his attention on the care of AIDS patients and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nd sent genuine care to the bedside of the patients.  He actively implemented the prevention - based strategy and promoted primary prevention work that combines public health services with community culture. He continued to support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of gay men and women organizations in carrying out prevention interven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key issues.
Another important contribution by Mr. Martin Gordon is that since 2000, he set up the Barry & Martin's Prize for people working at the frontline in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Among the prizewinners, there are clinical doctors and nurses in many infectious disease hospitals, prevention specialists and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s. Today, the Barry & Martin's Priz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awards in the Anti HIV/AIDS field in Chin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HIV/AIDS epidemic in China, due to the enormous effor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edical community, the AIDS epidemic has been contained at a low prevalence level. The epidemic among most high-risk groups has been curbed.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society has also made great progress in understanding homosexuals. It can be expected that the HIV/AIDS epidemic among gay men will be curbed in the near future.  In China's progress in the fight against HIV/AIDS, there have also been achievements made by Barry & Martin’s Trust.
This year is Mr. Martin Gordon's 80th birthday year.  In his article “For the Promise of Love”, Professor Zhang Beichuan, an expert in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mong homosexuals in China, has given a fuller description of the life of Mr. Martin Gordon as a well-known British-Chinese friend.  Together with Mr. Martin Gordon, he invited me to write a foreword for this article. I would like to use this article as a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Mr. Martin Gordon and wish him a healthy and prosperous life and hope he makes even more and even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anti-HIV/AIDS cause in China.
                                                                                                                    Wang Longde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resident of Chinese Preventive Medicine Association
                                                                                                                       June 4, 2018

 

吴百纳女士就《为了对爱的承诺》所写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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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百纳女士就《为了对爱的承诺》所写序言
      我作为外交官在我大部分职业生涯中认识了马丁的工作。马丁和他的同事们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各地频繁访问,与穷人和弱势群体以及负责照顾他们的人进行接触。
      一年一度的贝利-马丁奖 - 我有时有幸参加颁奖 - 鼓励了中国的医生、护士和卫生官员们的良好做法。由贝利-马丁基金会资助的中英两国的医生护士之间的交流,为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了长久的联系。
      正如我们在英国发现的那样,艾滋病病毒触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性恋者和吸毒者 - 以及他们的伴侣和家庭 - 尤其受到影响。 对于所有的病人都应被善待并被专业护理这一做法,贝利-马丁基金会树立了典范。
      体现在他们方法中的,是一个黄金法则,即保护生命和生计不应受到任何歧视或污名化。这个规则花了一段时间才被英国采用,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应用这一规则中受益。
      张北川教授多年来一直教导,同性恋者可以在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贡献。他与贝利-马丁基金会20多年的合作,一直是中国艾滋病治疗和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丁·哥顿、贝利-马丁基金会和他们众多的中国朋友比如张教授的工作,是英中关系最好的体现和标志。通过建立牢固的信任和友谊的纽带,无论种族、阶级和性别表达,我们在这一难题上已经取得的进步是有意义的。在我们的人民之间,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是光明的、勇敢的和不可磨灭的,应该成为我们所有工作的指南。
                                                                                                                      吴百纳女爵士
                                                                                                                      英国驻华大使
Foreword(略)


 

沈洁女士就《为了对爱的承诺》所写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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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洁女士就《为了对爱的承诺》所写序
      我很高兴马丁·哥顿先生邀请我为张北川教授所撰《为了对爱的承诺》一书写前言。张北川教授是我国最早研究同性恋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深入专研、敢于直面现实、敢于直言其究竟的精神令我钦佩。
      马丁·哥顿先生是我们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同仁的老朋友,感人至深之处是他深深的中国情结。
      我1996年与马丁·哥顿先生相识,当时我在国家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司负责艾滋病防治部门工作。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教授交待我一项任务:英国朋友、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愿支持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向他介绍中国艾滋病防治情况并给予协助。我与时任卫生部外事司国际处的吴国高处长和司徒稳女士共同接待了他。我并不了解他的个人情况与具体动意,只是常规介绍了中国艾滋病流行与防治情况以及经费需求。他用心倾听我的讲述,用微笑回应着我。后来,我才了解了他与他的父母家人、爱人和中国的渊源,他将用个人积蓄,解一己之囊,尽所能之力,帮助中国人抗击艾滋病的侵袭,实现他对爱的承诺。如此人间真情动人心扉,得以陈敏章部长的珍视与百忙中的关顾,更得到了包括我在内的诸多中国同仁的敬重。
      我与马丁·哥顿先生交往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友好、平和、审慎与务实。纵观他在中国22年的慈善之路,受益最多的是最需要支持的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马丁·哥顿先生资助他们的社区组织和个人开展同伴教育、行为干预工作;大力支持防治一线的医疗卫生工作者,奖励他(她)们更加努力地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提供优质服务。在贝利—马丁奖得主中,不乏艾滋病防治工作贡献显著者,医疗护理防治研究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曾毅院士、桂希恩教授、徐连芝教授、王克荣护士长等等。他所给予资助和奖励的项目与人员,很少听到被非议或争议的声音,这也应当源于他不辞劳苦,长途奔波,深入实地实际的调查研判。他善于倾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包括听取受艾滋病影响人群社区组织志愿者、医疗卫生人员和像我这样的防治管理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他尤其注重一线工作者的诉求和口口相传的优秀人物与事迹,总是以积极友善的态度对待建议者,不断强调每一笔投入都要用于基层一线的防治工作。难道这不正是我们所最需要有的工作原则和作风吗?
      贝利—马丁基金会的项目资助和贝利—马丁奖额度有限,却实实在在帮助和鼓励了辛苦工作在基层一线的艾滋病防治专业工作者和志愿者,受到了广泛肯定、赞赏与欢迎,发挥了一定的推动国家防治工作相辅相承的作用. 由于对中国艾防工作贡献突出,马丁·哥顿先生本人先后荣获了中国卫生部颁发的首届“艾滋病杰出贡献奖”,北京市颁发的“长城友谊奖”,国务院颁发的对外国在华专家的最高奖项“中国友谊奖”。这几种重要奖项,是中国对于马丁·哥顿先生奉献的感谢。
      马丁·哥顿先生中国慈善之路十分成功。之所以成功?在我与他探讨时,他回答:“keep doing”!只要认准是做一件对艾防事业有利的好事,就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也就是常说的“久久为功”。今天,艾滋病防治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新阶段,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让我们共同以“keep doing”互相勉励,不忘初心,向着成功,开创艾滋病防治工作新业绩!
      马丁·哥顿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敬重的师长,由衷祝他健康长寿。
                                                                                                                                   沈洁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副会长
                                                                                                          2018年5月24日于北京
Foreword
I am very happy that Mr. Martin Gordon has invited me to write a foreword for "For the Promise of Love", written by Professor Zhang Beichuan. Prof. Zhang Beichuan is one of the earliest scholars in China to study homosexuality. I admire his spirit in carrying out in - depth research, and his bravery in facing up to and speaking out about reality.
Mr. Martin Gordon is an old friend of us colleagues in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in China. The most touching aspect is his deep love for China.
I got to know Mr. Martin Gordon in 1996 when I was in charge of the HIV/AIDS section at the Department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t the time, Minister of Health Prof. Chen Minzhang assigned a task to me: Mr. Martin Gordon, a friend and a banker in the UK, would like to support the work of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and we needed to brief him on the situation and provide assistance. I received him together with Wu Guogao,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Ms. Situ Wen.  I did not know his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his specific intentions so I only made a routine introduction to the HIV/AIDS epidemic,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ituation and our need for funding support.  He listened carefully to my speech and responded to me with a smile. It was only later on that I got to know about the original connections with China between him and his parents, their family and his lover. He used his personal savings to try his best in supporting and help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fight against the HIV/AIDS invasion and attack, and so realize his promise of love. Such a touching human feeling is so moving that it received the valued esteem and care from Minister Chen Minzhang in his busy schedule, and also gained the respect of many Chinese colleagues including myself.
In my contacts with Mr. Martin Gordon, my deepest impression is his friendliness, mild temperament, prudence and pragmatic nature.  Looking at his 22 years philanthropic journey in China, those who have benefited the most are the people affected by HIV/AIDS who are in the greatest  need of support. Mr. Martin Gordon sponsors their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o conduct peer education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and he strongly supports health workers in the front - line of HIV/AID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rewarding them (male and female) to work harder and provide high quality services to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nd patients. Among the winners of the Barry & Martin's Prize are many leading figures in the fields of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medical treatment, care and research, such as Academician Zeng Yi, Professor Gui Xien, Professor Xu Lianzhi, and Head Nurse Wang Kerong. We seldom hear any critical or controversial comments about the projects supported by him and the individuals who have received awards from him. This should also be due to his tireless work, long - distance travel, and in-depth actual investigations and judgments on the ground. He is good at listening to voices from different quarters, including listening to th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f HIV/AIDS-affected community organization volunteers, medical staff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staff like myself. He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front - line workers' appeals and to those excellent people and deeds whose stories are talked about through word of mouth. He always treats his advisers with a positive and friendly attitude and constantly emphasizes that every piece of funding should be used for prima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sn't this exactly what we really need to have as our working principle and style of work?
The amount of project funding from Barry & Martin's Trust and Barry & Martin's Prize is limited but it helps and encourages in a very practical manner the many professionals and volunteers who are working hard at the front - line grassroots level in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Trust and Prize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ppreciated and welcomed.  Certainly they have played a role in full accord with complementing the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natio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together.  Due to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China's HIV/AIDS work, Mr. Martin Gordon has personally been awarded the first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HIV/AIDS Award"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Health, the "Great Wall Friendship Award" from the city of Beijing, and "China Friendship Award", the highest award for foreign experts in China gran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These important prizes embody China's gratitude for Mr. Martin Gordon's dedication.
Mr. Martin Gordon's philanthropic journey in China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Why has it been  successful? When I discussed this with him, he replied, "Keep doing"! As long as you firmly believe it is a good thing for the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use, then just keep on doing it with tireless efforts. To use the often quoted word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Be perseverant". Today,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s entered a more challenging new stage.  The situation is complex and the task is arduous. Let us jointly encourage each other with "keep doing". We must stay true to the mission, work towards success and pioneer new achievements in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r. Martin Gordon is an old friend of ours, and is also a role model and respected teacher for us to learn from. We sincerely wish him good health and longevity.
Shen Jie
Standing Deputy Chairperson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STD and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y 24, 2018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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